前已述及，《庆元党禁》卷首据“秀巖李心传《朝野杂记》所编攻伪学人”而列的三十六人，和《舆地纪胜》卷一一九所引有关吕祖泰的记述，在今本《朝野杂记》中已不能集中或分散地全部找见。《舆地纪胜》卷一○三《广南西路·静江府·官吏》载：“刘焞：淳熙六年知静江府。妖贼李接起容州，攻郁林、容、雷、高、化、廉六州，又陷郁林，僭号，嶺外骚然。焞分命诸将沙世坚等讨捕，遂收郁林，贼遂就擒。事见《朝野杂记》。”而在今本《朝野杂记》中，此事亦未能检到。《四朝闻见录》戊集《犬吠山壮》条谓：“［赵］师{K1AC03.jpg}固附韩者也，亦岂至是。李秀巖心传不谙东南事，非其所目击，乃载其事于《朝野杂记》，诸生‘犬吠’‘斋郎’之诗特详焉。后之作史者当考。”周密《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条亦谓：“［韩侂胄］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若《杂记》所载赵师{K1AC03.jpg}犬吠，乃郑斗所造以报挞武学生之愤；至如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亦皆不得志抱私讐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记载，疎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在《两朝》中，赵师{K1AC03.jpg}犬吠载卷五“庆元四年春正月丙辰赵师{K1AC03.jpg}除工部侍郎”下，许及之屈膝载同卷同年八月“丙子谢深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许及之同知枢密院事”下，且狗窦亦作许及之事，“犬吠”“斋郎”之诗载卷一二嘉定三年十二月“丙寅赵师{K1AC03.jpg}罢”下。前两者仅《庆元党禁》有与之相同的记事，而今本《朝野杂记》则并后者无之。《四库》《朝野杂记》提要曾引周密此则议论，但未明言今本《朝野杂记》有无此等记事。唯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五庆元四年正月丙辰条“考異”曾断言“《全文》《备要》及《朝野杂记》俱裁”犬吠事。大概只是抄袭前人之说，来必曾逐一细检今本《朝野杂记》也。又《朝野杂记》甲集自序云：“乃缉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有）［不］涉一时之利害及诸人之得失者，分门著录，起丁未迄壬戌，以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勒为二十卷。”若以今本《朝野杂记》甲集实际所载事数核之，实只524事，加附见64事，亦仅588事，明显地少于《自序》所述事数。凡此种种迹象都表明，今本《朝野杂记》是尚有残缺的。
    《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二《宦官节度使》条载：“庆元中，王德谦已除节度使，大臣交奏，乃不行，德谦亦坐斥。语在‘时事’中。”甲集卷一六《关外营田》条载：“［庆元］六年冬，王少卿宁总计，增其课，朝廷以边民不便，罢之。语在‘时事’中。”谨按，今本《朝野杂记》甲集卷七“时事”门仅载《张魏公诛范琼》、《处州义役》二事，上引两条作者自谓“语在‘时事’中”的记事乃皆不见，且于别的门类亦皆不见，正是今本《朝野杂记》显有残缺的反映。《两朝》卷五庆元三年三月“丙申窜内侍王德谦”条之目详载王德谦求建节及窜斥经过，卷六庆元六年“是冬括关外营田租不果”条之目详载王宁增括营田租及坐免经过，疑即录自《朝野杂记》此门者。
    《两朝》卷八嘉泰三年“五月戊寅陈自强为右丞相”条目第二则有冠以“李心传曰”的大段议论并记事。类似的情况全书共有五条，其余四条都能在今本《朝野杂记》中找到依据，唯独此条不见，估计当是今本《朝野杂记》残缺使然。又《两朝》卷八开禧元年十二月“戊寅韩侂胄挑金使”条目第二则有冠以“《孝宗实录》”的记事，其中“以此例之”以下文字明显地不是《孝宗实录》中语。此则记事亦见《宋史全文》卷二九，然“《孝宗实录》”之前却仿该书引诸儒语例冠有“李心传曰”四字。由此看来，《两朝》此条目第二则连同第一则，实皆出于《朝野杂记》之同一条记事。《舆地纪胜》卷八九《广南东路·广州·古迹》“大奚山”条引录《朝野杂记》的一段文字，与《两朝》卷五庆元三年“是夏大溪山岛民作乱”条之目，行文雷同，仅有详略之异。鉴于《舆地纪胜》徵引文献例加删节，实可断定，《两朝》此条之目显是《朝野杂记》的全文。而在今本《朝野杂记》中，此条业已不存。又，《两朝》卷四庆元二年三月“辛丑集议释服”，卷八嘉泰四年，是岁“总所拘监司算纲连”两条的目，与分别见于《宋会要辑稿》礼三○之五三、食货四四之一五的注文，内容文字全同，《宋会要辑稿》明确标明注文乃录自《朝野杂记》者，然却不见于今本《朝野杂记》。今《宋会要辑稿》的注多数为《永乐大典》编者所加。据此，则今本《朝野杂记》残缺的部份内容，明初修《永乐大典》时是尚不残缺的。凡此，都是《两朝》中可以考见的今本《朝野杂记》失载的佚文。
    《朝野杂记》乙集卷九《董镇言杨侍郎未肯通情》条载：“武兴之乱，时人记录者，有新旧《安西楼记（安观文自撰）》，《靖蜀编（宣抚司准备差遣胡酉仲编）》，《耆定录（长沙板行不得姓名）》，《海滨渔父记闻（沔州板行）》，《杨巨源自叙书（上刘阁学者）》，《杨巨源事迹（益昌士人撰）》，《杨巨源传（武臣季珙撰）》，《李好义诛曦本末（李好古自记）》，《复四州本末（李好古自记）》，《实入伪官人数（李好古自记）》，《李好义行状（白子申撰）》，《平蜀实录（杨君玉撰）》，《新沔见闻录（不得姓字）》，《切齿录（士人任光旦编）》，《固陵录（李直院季允编）》，《毛氏寓录（茶马司干办公事毛方平撰）》，《公议榜（成都府学士人撰）》，《佚罚录（朝奉郎赵公宅撰）》，而士大夫之在新沔者，又或有《目录》《辨污》等书。最后《西陲泰定录》乃尽采而辑之，取舍是非，一从公论，其本末亦粗备矣。”这里提到的关于吴曦之变集大成的重要著作《西陲泰定录》，其作者其实就是李心传本人。此书后来经过增修，内容已不限于吴曦之变，是李心传在《朝野杂记》之外所作的有关宁宗朝史事的巨著。《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杂史类著录“《西陲泰定录》九十卷，李心传撰”。其“解题”曰：“记吴曦叛逆以及削平本末，起嘉泰辛酉（元年，1201），迄嘉定辛未（四年，1211），为三十七卷。其后蜀事益多，又增修至辛巳（嘉定十四年，1221）之冬，通为九十卷。仍颇用太史公年表例，并记国家大政令，边防大节目。首尾二十年。”《两朝》中尚未找见出虚线索的内容，其中有关蜀事的记载颇为不少。（21）如果假定这些记载的直接依据是《西陲泰定录》，大概不致完全凿空吧。
    总之，《两朝》的内容，无论是业经推定其史源的部份，还是尚难推定其史源的部份，李心传的著述皆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李心传的史学著述，不仅对于高、孝两朝史事的研究，而且对于光、宁两朝史事的研究，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不愧为一代史学大师。以致当代的人们撰述或议论光、宁两朝的史事，就已经离不开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