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阳年谱》——《两朝》详细著录朱熹活动，全书有关朱熹的纲近二十条，其中约半数在以“表章道学为宗”的《宋史》的本纪中都未能检到相应记载。史谓朱熹“没十余年，行状未有属笔者”，（16）可是到《两朝》撰集时，不仅已有行状，而且还有年谱、道统录之类，甚至不只一种了。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中提到当时有“蔡、李所著二年谱”，而且两者不尽一致。如褫职罢祠的省劄，李谱系庆元三年二月癸丑，而蔡谱则系二年十月。周密在《齐东野语》卷一七《朱唐交奏本末》中也说过“朱门诸贤所著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每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的话，既曰“诸贤”，则至宋末且不只蔡、李二家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紫阳年谱》三卷，”谓“朱侍讲门人通判辰州昭武李方子公晦撰”；卷一八别集额下后著录“《晓庵集》一百卷《紫阳年谱》三卷”，亦谓“年谱昭武李方子公晦所述，其门人也”。则《紫阳年谱》既附文集以行，又有单行者。《郡斋读书志》卷五上《附志》传记类亦著录李方子编《朱文公年谱》三卷，谓“卢壮父刻之于瑞阳者为三册，倪灼刻于康卢者为一册，今两存之”。则刊行者亦非一地也。据黎安朝序，赵希弁《附志》编集刊行于淳祐九年己酉，而《直斋书录解题》的成书亦在淳祐十年岁稍后，则《两朝》撰集之时，起码已有流传颇广的李方子《紫阳年谱》可为依据，《两朝》中有关朱熹的纲目，当即源于年谱。李方子《紫阳年谱》今已不存，但今日习见的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却保留有它的主要内容。因王谱的直接依据虽是嘉靖李默本和康熙洪璟本，而李默本的主要依据仍是李方子本（见王谱卷首原序及例义）。如《两朝》卷六庆元六年“三月甲子朱熹卒”条之目第一则关于朱熹临终情况的详细记述是出自蔡沈《梦奠记》的，王著《年谱》著录的《梦奠记》估计当因袭旧谱而来，则《两朝》之录入蔡沈此记已有《年谱》简捷可据，未必定依原文也。假如把《两朝》有关朱熹的事迹、奏劄、诰词等都看作主要是据《年谱》修入的，大概离事实不致太远。若此，则《两朝》中源出《年谱》的记述共约221行，占总行数的2.6％。
    《对越甲稿》——《两朝》另一个触目特点，是大量录入真德秀的长篇奏劄。光、宁两朝名公硕儒皆无此待遇，唯独真德秀是例外。如卷一一嘉定元年四月“戊午真德秀论和议”，卷一三嘉定四年“真德秀输对”，嘉定五年七月“戊辰雷雨毁太庙屋”，卷一四嘉定七年七月“庚寅真德秀请绝金人岁币”，十一月“真德秀言五事”，卷一五嘉定九年十二月“是月真德秀论边事”，卷一六嘉定十四年“十一月癸未诏左翼军受泉州节制”诸条之目，都录有真德秀的长篇奏劄。最长的一篇竟达175行，几占半卷篇幅。总数也相当可观，共约627行，约占全书的7.5％。刘克莊《真德秀行状》谓真德秀所著有《对越甲乙稿》等，（17）《两朝》所录真德秀奏劄当即出自其中的《对越甲稿》。宋末文人门户之见颇深，从《两朝》大量录入真德秀奏劄一事似又可以附带推断，《两朝》的作者其或即为真门弟子耶？
    以上从六个方面推定了《两朝》的史源。由此推定的史源，已占全书内容的约80％。而在其中，一代史学大师李心传的著作，实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不仅《朝野杂记》、《道命录》、《庆元党禁》等书直接间接出自李心传之手，就是作为《两朝》多数纲和部份目直接依据的《国史》，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宁宗朝《日历》《会要》《实录》，也同李心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史·艺文志》著录《光宗日历》三百卷，《宁宗日历》五百一十卷，重修五百卷；又著录《光宗实录》一百卷，傅伯寿、陆游撰，《宁宗实录》四百九十九册（见卷二○三）。其中光宗朝的《日历》《实录》，早在嘉泰二、三年间（1202—1203）已经完成，而宁宗朝的《日历》《实录》，则迟至淳祐二年（1242）方始完成。（18）《宋史全文》卷三三载：淳祐二年正月“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进呈《中兴四朝史》，孝宗皇帝《经武要略》，宁宗皇帝《玉牒》、《日历》、《会要》、《实录》，今上皇帝《玉牒》”。据此，则《中兴四朝史》是淳祐二年与宁宗《日历》、《实录》等同时登进的。所谓“中兴四朝”，系指高、孝、光、宁四朝，宁宗朝亦包括在内。本应在《日历》《实录》等基础上修纂的宁宗朝的《国史》，竟是与《日历》《实录》同时完成的！可是，此后淳祐五年（1245）二月丁丑，景定二年（1261）三月戊寅，四年六月庚午，复屡见宰执登进《宁宗实录》的记载（见《宋史全文》卷三六，《宋史》卷四三、四五），则《宁宗实录》实际上仍长期处于不断增删更订之中，淳祐二年所上者未必即是定本。而淳祐二年登进的《中兴四朝史》，实亦远非四朝国史的全部，仅仅不过是其中的本纪部份而已。如《玉海》卷四六《艺文·正史》所载，“淳祐《四朝史》，淳祐二年（1242）二月进纪；十一年（1251）命史官分撰志传，编修官王撝撰与服志四卷；实祐二年（1254）八月二十三日癸已进志传；五年（1257）闰四月四日修润上之”，在淳祐二年以后仍有一段很长的修纂过程。不过尽管如此，淳祐二年登进的，无疑仍是一次比较重大比较集中的修史活动的成果。而这次修史活动，就是以李心传为主进行的。
    端平三年（1236），李心传修《十三朝会要》书成，召赴阙。嘉熙二年（1238）三月“己未，以著作郎兼权工部郎官李心传为秘书少监、史馆修撰，专一修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国史、实录”（《宋史全文》卷三三）。在此以前，当李心传于绍定四年（1231）始任史馆校勘、赐进士出身时，已曾受命“专修中兴四朝帝纪”，然“甫成其三”，輙“因言者罢”。至此，才又命其专一修撰。《宋史》卷四一一《牟子才传》载：“心传方修《中兴四朝国史》，请子才自助，擢史馆检阅。”卷四○七《杨简附钱时传》载：“授秘阁校勘（据《纪》系嘉熙二年五月甲申事）。……未几，出佐浙东仓幕，太史李心传奏召史馆检阅。”卷四○九《高斯得传》载：“心传方修四朝史，辟为史馆检阅，秩同秘阁校勘，尽创员也。斯得分修光、宁二帝纪。”足见此次修史集中人才不少，是全力以赴的。《宋史》卷四三八《李心传传》载：此后“未几，复以言去，奉祠居（潮）［湖］州，淳祐元年罢祠，复予，又罢，三年致仕”。心传既以言去，据《宋史全文》卷三三载，淳祐元年二月“丁亥，诏权礼部尚书高定子修四朝国史、宁宗实录”。然据《宋史》卷四○九《高定子传》，高定子主持修史后，复“乞召收李心传，卒成四朝志传”（19）。又可见此次修史活动，始终是以李心传为主进行，且于淳祐二年修成登进的。《宋史》卷四○九《高斯得传》载：“淳祐二年，四朝帝纪书成，上之。［史］嵩之妄加毁誉于理宗、济王，改斯得所草宁宗纪末卷。斯得与史官杜范、王遂辨之，范报书亦有‘奸人剿入邪说’之语，然书已登进矣。心传藏斯得所草，题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而已。”或者《宁宗皇帝纪》自此遂得以流布民间。至于四朝国史的志传，《玉海》虽有“宝祐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癸巳进志传，五年闰四月四日修润上之”的记载（《宋史全文》《宋纪》同），事实上直至咸淳八年（1272）十月，“高、孝、光、宁诸臣当立传者，人数犹未能定”，“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其私家所供志状，全未经史官考按”，若诸志，则仍“未有片纸纂次”。（20）所以《两朝》的撰述，其所能依据的《国史》，即使没有其他条件限制，亦不过仅有本纪而已。
    业经推定的《两朝》史源同李心传的关系既然如此，那末那些尚难推定其史源的部份（约占全书20％），情况又如何呢？从种种迹象估计，其中多数当也是依据李心传的著述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今本《朝野杂记》有残缺，已非当日原貌，以致《两朝》据以录入的内容，有些在今本《朝野杂记》中不能找见。二是李心传的史学著述并未全部留传下来，以致《两朝》虽然依以为据，今日却难以找出其依据所在。兹分述如下：
    《朝野杂记》通行本中的《函海》本，与《四库全书》本当同出一源，只是甲集卷一的内容，《四库》文渊阁本全部窜入了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的文字，而《函海》本则无此错误。《函海》本以外的《聚珍版丛书》之乾隆间武英殿木活字本、光绪二十年（1894）福建增刊本、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本，以及光绪十九年井研萧露濃刊本，一九一四年《适园丛书》本，其祖本皆是乾隆武英殿木活字本。值得注意的是，《聚珍版丛书》之乾隆武英殿木活字本和《四库》文渊阁本《朝野杂记》虽同出四库馆臣之手，彼此之间却有较大的差距。前者除甲集卷一内容不误外，乙集的分卷与后者颇有不同，乙集卷一九《丙申青羌之变》以下的十一则记事，亦不见于后者。据近人张钧衡说，此十一则记事系《四库》本所据之钞本“原阙”，乃“馆臣据《大典》本补足”者（见《适园丛书》本《朝野杂记》跋）。笔者未及见后钞之文津、文溯两阁藏本（文澜阁本则系丁丙据通行本补钞者），不知此十一事是馆臣在《四库》后钞诸阁藏本业已“补足”，还是在《聚珍版丛书》中始予“补足”的？不过由此却可窥知，《四库》本所据之“写本”，提要虽未言明是否有所残阙，实际上当是残阙甚多的。此后，光绪二十一年孙星华为《聚珍版》福建增刊本所附的校勘记中，曾据陆心源藏影宋本录出今本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条末“张三深云”下佚文约1000字。佚文内容与《鞑靼款塞》无涉，标题与开首数行已缺，当是为《四库》馆臣叶置的某则记事残文。清末民初，缪荃孙又曾据吴任臣旧藏明钞本辑出佚文《永阜殡陵议》《陈鲁公谏避狄》《龚实之论曾龙》《陈正献公论外戚不可为宰相》四事，刻入《艺风堂读书志》中，张钧衡又据以刻入《适园丛书》本书末。据缪荃孙说，吴藏明钞本“行款皆照宋刊”，当是与《四库》所据有别的另一影宋钞本。其中《永阜殡陵议》一事，《文献通考·王礼考二一》亦曾引录。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庆元党》条“考异”曾批评：“《朝野杂记》亦谓阜陵之议，‘或云晦翁之意，似属蔡季通也’。夫‘或’之者，疑之也，秉史笔者其可为疑似之论耶？”所引《朝野杂记》语，即见此条佚文中。《两朝》卷三绍熙五年十月乙巳“诏建攒宫”条之目，其头尾部份与此条佚文全同，仅中间部份所引朱熹两段议论，次序有所颠倒，文字亦据《山陵议状》有所增添，明显地是依据《朝野杂记》录入的。只是因为事涉朱熹，为了将原文中于朱夫子不利的李氏按语删去，才作如此更动的。以上是前人已经揭示的《朝野杂记》残缺状况的大概。但今本《朝野杂记》的残缺是否仅止于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