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评议意见
    以上在探讨《两朝》史源的同时，着重从《两朝》史源这个侧面，观察了李心传在当日史学上的重要地位。以下再就《两朝》这部书本身说几点评议意见。
    如前所述，《两朝》特别突出朱熹、真德秀等理学家的活动和言论的情况是引人注目的。由于光、宁两朝是理学确立其在思想界统治地位过程中的重要阶段，由于光、宁两朝的重大事件和当权人物大多同理学家的切身利害有密切关系，更由于《两朝》的作者本人就是理学中人，很可能即是真德秀门徒，出现上述情况是十分自然的。不仅如此，甚至全书的内容都是以理学为是非的标准的。这在南宋后期的史学界已是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元修《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的滥觞。
    作为编年别派的纲目体史书，肇始于朱熹的《通鉴纲目》。如果再往前追溯，那末《春秋左氏传》也是纲目体，据说《通鉴纲目》即是“纲傚春秋而参取群史之长，目傚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的。不过自朱熹的《通鉴纲目》开始，接着有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再接着又有佚名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和本文所讨论的同是佚名的《两朝纲目备要》，后人又有《通鉴纲目》续编、三编之作，且经“御定”，纲目体在编年史书中遂自成一小小的支派。值得注意的是，陈均在修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雖遵从朱熹所定“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等纲目义例，但却已经“据事实录，不敢尽同其书法”了。（22）《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和《两朝》显然是沿着《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而不是在《通鉴纲目》之后亦步亦趋。由于有这样几部内容简明而又相对客观的纲目体著作存在，而其所载又是有宋一代当朝史事，才使得纲目体这一新近派生的史学体裁，没有像《通鉴纲目》及其续编、三编那样，完全成为理学的附庸，从而保持了史学的相对独立地位。《两朝》纲是纲，目是目，内容简明而不贫乏。于光、宁两朝史事，稍关重要者，往往于初见处穷其原委，而尤注意于有关职官、科举、兵农、食货的制度及其演变。它对纲目体史书虽无特别建树，却也运用得相当得体。
    尽管作为《两朝》主要史源的《朝野杂记》和《庆元党禁》等书今日尚存，研究朱熹和真德秀也大可不必仰仗《两朝》，而与《两朝》的多数纲和部份目同出一源的《宋纪》，还有着比《两朝》范围更广的记载，但《两朝》的史料价值仍然不应低估。《宋纪》与《两朝》虽同出一源，但由于两者各有具体标准，因而取舍有异，详略也不同。如为《宋纪》所不取而分见《两朝》卷一五和卷一六的嘉定十一年和嘉定十五年的诸路户口数，就是尚未引起足够注意而又饶有价值的数字。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4为《南宋各朝户口数、每户平均口数及户口数的升降百分比》，其中宁宗朝仅两年录有统计数字，即嘉定十一年的户数和嘉定十六年的户、口数，如果他能注意到《两朝》中尚有全国户口统计数字，那末不仅可以补上嘉定十五年的户口敷，而且还可以替原来只有户数的嘉定十一年补上口数，并计算出此年的每户平均口数和口数升降百分比。（23）至于那些不管能否推知其史源，而在现存典籍中已难找到直接依据的记载，其史料价值更是不在话下。除上文提及的以外，诸如黑风洞民的反抗，畢再遇的战功，嘉泰元年和四年的临安大火等，也都是饶有兴味而富于价值的。
    总之，对于历史记载同其前期相比显得极为贫乏的南宋后期来说，《两朝》无论在历史编纂学士或史料学上，都是一部值得重视的著作。此外，由于《两朝》与《宋纪》存在着同源的关系，又援用了史学名著《朝野杂记》和其他著述中的许多记载，《两朝》在古籍校勘和辑佚中的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
    注释：
    ①本文引用《朝野杂记》，卷次和文字皆据《适园丛书》本。
    ②如《朝野杂记》甲集卷八《保任京官连坐》载：“保任京官犯赃连坐，旧制也，然近岁未有举行者。淳熙初，钱师魏参政事，会其所举者以贿败，上疏自劾，诏特镌三官。吏部因以他举官名闻，皆坐降秩。绍熙初，赵温叔所举以赃抵罪，用故事当削三秩，而温叔时为使相，若降三秩，则应落衮钺为银青光禄大夫，朝廷难之，于是自卫国公降封益（州）［川］郡公，削其食户二千而已。”据此，则真正“严赃吏连坐法”者，“淳熙初”也，“绍熙初”不过虚应故事而已。《两朝》将此则记述录入绍熙元年，并从中概括出“严赃吏连坐法”为纲，是不完全符合原意的。又如《朝野杂记》乙集卷六《孝宗黜龙曾本末（光宗黜姜特立附）》载：“及绍熙初，姜、谯得幸，留仲至为右揆，适亚参尚阙，特立忽见仲至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迁左揆，而叶、张二尚书中择一人执政。二人孰先？’明日，仲至奏之，上大怒，（遂）［逐］特立外祠。”此处“绍熙初”实可兼指光宗已即位未改元这段时间，类似的时间表达法在一般著述中是常见的。但如果即以此为编年体著作系年的依据，就值得慎重考究了。《两朝》作者由于误认“绍熙初”只能指绍熙改元以后，遂以“此事不得其岁月，以今考之，当在刘光祖未罢言职之前”为由，系于绍熙元年三月后，五月前（因书中系“罢刘光祖言职”于五月），以致（四库）馆臣在案语中不无依据地驳正说：“特立之贬，《光宗本纪》及《留正传》皆在未改元以前五月戊申。至绍熙改元，正已为左相矣。似得其实。”
    ③李谱今已不存，此据清王懋竑《朱子年谱》推断，详见下文。
    ④如蠧谏的拜罢，《宋纪》不书，《两朝》书；异常天象，如日、月食，太白尽见，地震等，两者皆书，雷、雪等一般天象，则《宋纪》不书，《两朝》书。此外，如《两朝》所载庆元二年“十二月庚午韩诫赐谥”，嘉泰四年三月“辛巳立添差及祠庙限员”等，大概也是由于取舍标准不同才未见于《宋纪》的。
    ⑤如宁宗已即位未改元的绍熙五年，“是夏利州西路帅吴挺卒”，“革两川牒试弊”，“闰十月癸亥集议庙制”，“是月复提举太史局官”，十一月“戊申诏均内外任”，是岁“筑绍熙堰”；庆元元年，八月“己丑倪思请究实赃吏”，十一月“庚戌何谵言荐举弊”，“是月诏诸司连衔荐举”；二年，“二月丙辰复置敕令所提举官及同提举”，三月，“是月更国子试补法”；三年，二月“戊午复升差将校法”，“是岁，复铨试取人数”，“革密白补授弊”；四年，“是岁育宗室与愿于宫中”；五年，正月“辛酉初命漕臣无出身者勿差官考试”，三月“戊申四川行对补钱引法”，“是夏盗窃太庙金实”，十月，“是月陈自强上紧要政目”，“是冬编庆元宽恤诏令”；六年，闰二月“理前宰执举状为职司”，四月“初置资善堂小学教授”，十月“癸巳初以年劳减举主”，“是岁取拨封椿库钱数百万缗”；嘉泰元年，七月“乙丑，赐龚颐正出身”，“十一月始命刑部得荐举外任人”；二年，三月“罢泛举”，四月“辛卯禁经营留阙者”，“是月复太学混补试”，十一月“庚午命赃吏毋便予祠”，“是岁诏修孝宗光宗实录”；三年，“是岁御笔严监司互送之禁”，“初以诸司官理通判”；四年，正月，“是月盘量关上积量”，“是岁有旨六部架阁非阙官勿除”；开禧元年，七月“置资善堂请臣”，闰八月“癸酉罢遣应制科何致”，“是岁荐仲方造战车”；三年，十二月，“是月四川宣抚司科对糴米”，“是岁以建康镇江三务场径隶提领官”，“四川初行小会子”；嘉定元年，“十一月戊戌四川收兑九十界钱引”，“是岁置提领拘榷安边钱物所”；二年，五月“甲寅拘回旧会”，是岁“关外诸将私役诸军”；三年，“是春四川制置大使司收钱引”，十二月“辛巳黎州青{K1AC04.jpg}曳失索降”；四年，“是春夏国叛金”；五年，九月，“是月四川复榷石脚井盐”，“是冬王釜请收兑旧会”；六年，九月，“是月初以京朝官监省门”；七年，正月“甲戌塔坦遣人至边”，“乙未黎州蠻卜笼十二骨降”，四月“癸丑马极袭杀虚恨蛮蠻库崖等”；八年，“五月辛酉塔坦破燕京”，“是秋塔坦破潼关”诸条，都是据《朝野杂记》补入的。此外，开禧年间不见于《宋纪》的有关宋金和战的纲，绝大多数也是据《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卷七《开禧去凶和敌日记》补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