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熙元年的其余五条纲中,第7条“罢刘光祖言职”, 其目之主要部分与李心传《道命录》卷六《刘德修论道学非程氏之私言》案语几同,纲即自此而出。第13条“命漳州行经界”,其目系将《朝野杂记》甲集卷五《福建经界》和李方子《紫阳年谱》③绍熙元年有关记事并合而成,纲则从年谱出。另外三条的依据未及检到。 光宗朝其他各年的纲,情况与绍熙元年类似。绍熙二年纲凡十一条,六条出《朝野杂记》,三年纲十条,七条出《朝野杂记》,四年纲十二条,七条出《朝野杂记》(其中一条通行本已佚,见商务本《说郛》卷四引),一条出《紫阳年谱》。绍熙年间出自《朝野杂记》的纲中,仅有六条与《宋纪》偶合。可以断言,《两朝》光宗朝的纲并不是依据《实录》或《国史》撰述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纲从目出,目则录自一些现成著述,而《朝野杂记》在其中实占有很大的比重。 至于宁宗一朝的纲,则不仅年时月日分明,而且大多数都能在《宋纪》中找到相应记载。这表明,作者在撰述时可能已有《国史》或《实录》作为依据。少量在《宋纪》中不能找到相应记载的纲,其出现大致有如下两种情况:一是由于与《宋纪》对《国史》或《实录》的取舍不同;④二是从补入的有关内容中作了概括。后一种情况实与光宗朝同,只是由于宁宗朝可能有《国史》或《实录》作基本依据,从目概括的纲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像光宗朝那么突出罢了。其用以补充的著述,仍以《朝野杂记》为主,⑤涉及朱熹活动,仍本《紫阳年谱》,⑥庆元、嘉泰年间有关党禁的记事,则多据《庆元党禁》。⑦ 应当怎样解释这一使人触目的现象呢?如果说《两朝》作者当日的身份已经具备了能够利用馆阁所藏《实录》《国史》等书的条件,那末光、宁两朝的纲是不会出现此等差异的。显然,作者当日尚无这样的身份。而在民间,从淳祐十年(1250)前后编定的两部目录学名著,即《直斋书录解题》和《郡斋读书志·附志》的著录状况来看,当日流传民间的南宋实录只有《高宗实录》五百卷,《孝宗实录》五百卷,流传民间的南宋国史则只有《中与四朝国史》中的《宁宗皇帝纪》十卷。⑧这就使人不无理由认为,《两朝》光、宁两朝纲的差异即是由撰述的主要凭藉——《实录》《国史》的这一流传状况决定的。可见,《两朝》的撰述,并非如《四库》提要所说曾经本诸“两朝《实录》”,其所本的《国史》实际上亦只不过区区十卷《宁宗皇帝纪》。 《两朝》中那些在《宋纪》中不能找见相应记载的纲,在另外两部宋元人撰集的编年体史书,即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以下简作《续宋编年》)和佚名《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以下简作《宋史全文》)中却往往有相近甚至相同的记述。特别是刘时举的《续宋编年》,《四库》提要认为“当成于理宗之世”,而《两朝》,《四库》提要则以为其撰集者“似乎元人……或宋末山林之士”。这也就是说,《两朝》的成书可能在《续宋编年》之后。如果确是这样,那末《两朝》援用《续宋编年》的记载为纲,就是可能的了。事实到底怎样呢? 如果将《续宋编年》和《两朝》逐条加以对照,就可发现:《续宋编年》的每一事条几乎都能在《两朝》中找到相应记载,而《两朝》的纲的内容,不少在《续宋编年》中却付之阙如。前已述及,《两朝》卷一绍熙元年春“贬姜特立”,及是岁“严赃吏连坐法”,“湖北会子初行两界”几条都是据《朝野杂记》著录的。为何系于此处,作者在每条之末都附有说明,如后两条的说明:“以上两条亦不得其岁月,姑附元年之末。”(前一条的说明已见注②引)足见《两朝》之录入《朝野杂记》的有关记述,完全是无所依傍地独立进行的,而且其中前一条的系年是不确的(见注②)。可是在《续宋编年》中,与此处所引前一条相应的内容,亦错误地系于绍熙元年春,而系于绍熙元年末的两条记事,也与《两朝》“姑附元年之末”的后两条完全相当。这一情况表明,如果说《两朝》和《续宋编年》之间存在承袭关系的话,那也只可能是后者承袭前者,而不是相反。 不仅如此。此外还有不少迹象表明,即使是出自《国史》的记事,《续宋编年》也往往仅据《两朝》转录,而不是直接依据原书。试举数例: 例一,关于庆元元年五月丙午置广惠仓的记事: 《宋纪》:“丙午,诏诸路提举司置广惠仓,修胎养令。”(卷三七) 《两朝》:“丙午,置广惠仓(纲)——诏诸路提举司置。修胎养令(目)。”(卷四) 《续宋编年》:“丙午,置广惠仓,诏诸路提举司置。修胎养令。”(卷一二) 应该说,《宋纪》的记述方式是《实录》《本纪》一类编年著作的正宗,《两朝》的改动无非是为了适应纲目体外貌的需要,而《续宋编年》之所以如此书写,除了表明它简单地照录《两朝》以外,是不可能找到别的解释的。 例二,关于开禧元年陈铸献瑞麦图的记事。 《宋纪》:“冬十月甲子,江州守臣陈铸以岁旱圃献瑞禾,诏夺一官。”(卷三八) 《两朝》:“冬十月甲子,汀州献瑞麦图(纲)——时岁旱,守臣陈铸更图瑞麦以献,诏夺一官(目)。”(卷八) 《续宋编年》:“冬十月甲子,汀州守臣陈铸更图瑞麦以献,诏夺一官。”(卷一三)“江州”“汀州”之异姑置不论。《宋纪》《两朝》皆据《国史》或《实录》,《宋纪》虽简略,《两朝》亦经改写,但文意都是清晰的,而《续宋编年》所记则简直莫名所以。究其致误之由,当是出于对《两朝》去纲取目的简单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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