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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纪交替即将来临之际，不少学者撰文对本世纪历史学各分支学科及有关重要研究领域的发展概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其在下个世纪新的发展趋势加以展望，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学术工作。从本世纪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看，近20年来应该称得上是创获最多和最丰的历史时期。相比较而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之快更显得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一是新观点、新见解层见迭出，二是新领域、新课题不断开拓，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因此，有必要着重对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概况作一回顾。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很难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日趋深入发展的全貌，故仅就中国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关新领域、新课题的拓展略作概述。即使如此，也无法面面俱到，只能涉及某些较为重要的方面与问题。如有欠妥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盛虽然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大论战前后，即已出现了一些以社会史命名的著作，但从其探讨的具体内容看，主要是集中于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论述，属于社会形态发展史的研究，而不是严格意义的社会史。后来，尽管有学者对社会史的某些专题作了一些研究，但就总体而言也仍显相当薄弱。建国后的30余年中，社会史的研究则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 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主要是在80年代中期至今的10余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也随之得到迅速发展。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空前活跃，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般学者所说的复兴社会史，更重要的是初步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历史学分支学科。首先，是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充分的探讨。10余年来有关阐述社会史理论的文章即多达60余篇，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理论作了充分的讨论，而且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研究社会史理论的论著《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蔡少卿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其次，是社会史的新研究领域和课题不断拓展。其研究对象不仅侧重于社会构成与职能，以及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生活方式等，另外还包括家庭、宗族、人口、社团、阶层、社区等各方面的专题，从而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史。妇女史研究也受到重视并出版了数本有关的专著，如郑永福、吕美颐合著的《中国妇女运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 再次，是各种扎实的专题研究成果相继问世。除发表众多专题论文外，有关的专著也为数不少。浙江和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这些成果中专门论述中国近代社会史专题的重要成果即较为可观，如人口史方面有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风俗史方面有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社会生活史方面有冯尔康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连近代商事习俗这一过去极少谈及的新课题，近年也有专著出版（《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严昌洪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外，李文海主持的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也取得了若干突破性的进展，其有关论文和著作等系列成果问世后，受到近代史学界的关注。 最后，是出版了系统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专著。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既是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专著，也称得上是学术界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社会史著作，在构建近代社会史体系方面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另外，李文海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虽是一部论文结集，但其内容集中于社会风习、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社会生活、社会灾荒等涉及社会史范围的五大部分，也可以说是一部颇有份量的中国近代社会史著作。龚书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版），则有晚清和民国两卷专论近代部分的内容，同样属于中国近代社会史专著。近代社会史的区域研究也受到重视，许多论文就是采取区域研究方式作个案剖析。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则对1927-1937年上海的社会结构、上海人的社会人格、社会生活、文化生活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是一部重要的区域社会史专著。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10余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有不少新课题开辟了社会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直接作用是帮助近代史研究渐次摆脱以往较为空洞的骨架式考察的缺陷，还历史以血肉，从而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完善，也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 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在近20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新领域和新课题的开拓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里无法对众多部门经济史研究的情况一一加以介绍，只能选取若干重要问题略予说明。 首先略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拓展概况。从严格意义上看，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探讨，实际上也是近代史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因为“文革”以前的有关研究，虽在表面上也涉及所谓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但绝大部分并非真正将资产阶级主体直接作为研究对象，而是使用广义的资产阶级概念，大都是将注意力放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身上，很少着力于资产阶级主体即工商各业资本家。因此，还称不上是严格和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研究。 直到80年代初，沿袭数十年的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不仅如此，有关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很快还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无论是综合研究还是专题探讨，都取得了令国外学者十分重视的一大批成果。如综合性论著有丁日初的《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林增平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黄逸峰等人撰著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至于专题论文则几乎是多不胜数，涉及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内容。尤其是汪敬虞、吴承明、章开沅、丁日初、林增平、李时岳等前辈学者撰写的一批高质量专题论文，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部分学者还不断开创与资产阶级研究直接相关的新课题。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表现即是近代绅商与绅士（士绅）研究的开拓。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西方学者较早即予以关注。50年代初在美国的何炳棣、张仲礼等人就发表了很有份量的论著，此后在芮玛丽的组织推动下，更多的西方学者热衷于中国近代绅商与社会精英的研究。中国学者只是在近10年才开始逐渐意识到绅商研究的学术价值。不过，与西方学者相比较，中国学者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然而起点却较高，进展也较快。特别是马敏、王先明、贺跃夫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就绅商和绅士问题发表了多篇迭见新意的论文，而且出版了有关的专著。如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贺跃夫的《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先明的《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都在西方学者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