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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史研究方面略感不足的是，至今仍无从整体上系统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大部头专著出版。何一民的《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是一部通论中国古代至近代城市发展史的著作，带有填补中国城市通史研究空白的意义，但限于体例和篇幅对近代城市史的论述未能充分展开。即使如此，近代城市史这一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其已取得的成果，对促进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深入发展仍产生了明显的重要作用。它使近代史研究者得以从新的视角考察丰富多姿的中国近代历史，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同时，也可为当下改革开放之际中国城市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其现实意义也尤为显著。 六其他研究领域的新扩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许多方面，近20年来也曾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 例如心态史研究在较长的时期中一直是空白点。到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则有一部分近代史学者开始对这方面的研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章开沅的《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3年版）、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等，都是研究近代人物、群体和社会心态的专题论文。与此同时，还出版了数本有关的专著。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两部专著，称得上是心态史研究的成功之作。 在法津史研究中，张晋藩的《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从新的角度对中国法律在近代的转型及其影响作了新颖的论述。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依据清代官府档案、民间契约和民国初期的司法调查等第一手资料，从社会与国家的新视角切入，对清代习惯法的渊源、背景、流变以及性质、形态、功用进行了探讨，并考察了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这样扎实而又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以前是不多见的。 近代中国政治史研究方面，对清末谘议局和资政院的探讨以往也较少涉及，而在80年代却发表了一批论文，或对其进行综合性研究，或作翔实的个案剖析，明显地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对清末政治改革的深入考察，也改变了过去这方面研究十分薄弱的状况，并出版了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连起的《清末新政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胡成的《困窘的年代：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和道德重建》（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数本专著。 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则拓展了中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新探讨。近10余年中除发表不少有关的论文外，还出版了章开沅、朱英主编的《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同时，对近代中美关系的研究近些年也开拓了不少新课题，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另在英国侵占香港史、外国在华租界问题、海关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中，也都陆续出版了一批填补空缺的学术论著。 仅从上述简略的介绍即可看出，在短短近20年的时间中，中国近代史研究新领域和新课题的开拓已明显取得了前所未见的可喜成绩，由此使这一传统学科的发展在本世纪末达到了高峰。如果说新观点、新见解的层见迭出，虽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表现，但学术观点在将来常常会随着诸多因素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缺乏持久性；那么，新领域、新课题的开拓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则有着更为重要和长久的促进作用，其影响也更为显著。 近20年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能够不断拓展新领域和新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文革”之后，长久制约历史学研究的“左”倾思潮的影响逐渐被清除，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国策，既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宽松环境。以往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被视为禁区的某些领域和课题，这一时期也成为许多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问题。例如教会大学史、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等，过去无人敢论及，现在则可以从各方面进行学术探讨。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和评价，以往也是长期仅仅限于批判和鞭挞，近20年则不仅对资产阶级的评价趋于客观，并且随着视野的日益扩大而不断开创新的研究课题。 第二，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使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变化。伴随着现实的变化，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需要探讨的新的理论问题，从而给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研究提出了若干新课题。历史学虽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也同样面临着来自现实的这一挑战和机遇。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与古代史相比较距现实显然更近，其研究成果对现实更具有参考借鉴作用，但又不像当代史研究那样有可能触及到尚健在的相关人物，带来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因此，现实的需求和中国近代史的学科特点，也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新领域、新课题的开拓较诸古代史和当代史都更为显著。如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近代城市史、晚清改革史等重要的新研究领域，即可以说是一部分学者适应现实社会发展需要，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开拓而出。至于有关的研究成果则仍属严谨的学术论著，并非粗制滥造的趋时媚俗之作。 第三，过去由于各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交往甚少，学术交流也显得非常封闭，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学术交流越来越密切，不少国外学者来华访问，许多近代史研究者也纷纷走出国门，到欧美诸国参加学术讨论会和从事研究工作，不仅收集了在国内难以看到的重要史料，而且得以借鉴西方的某些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开拓出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 第四，近20年来也是史学研究队伍更新换代的重要时期，老年学者虽有一部分仍坚持以顽强的毅力开展学术研究，并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年龄和身体原因，难以继续从事繁重的学术研究，中青年学者则不断充实史学研究队伍而成为新生力军。他们尽管有自身的某些缺陷，但较少受传统观点的束缚，思想活跃，敢于打破传统的条条框框，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一部分中青年近代史研究者或曾出国留学，或是到国外从事访问研究，广泛接触了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因而其学术思想显得更为活跃和开放，在研究中也不拘一格，勇于开拓和创新。 可以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宏伟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愈益密切，新领域和新课题的开拓将会越来越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必然会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取得更为引人瞩目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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