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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商会与其他商人社团研究的开拓，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近20年来向纵深发展的又一具体表现。国内史学界对商会较为系统的研究发端于80年代中期，但进展相当迅速，视野也日益扩展。迄今为止，除发表了数十篇专题论文外，已有若干专著出版。如徐鼎新、钱小明合著的《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敏、朱英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等，都是研究商会的力作。近年来，商会研究又进一步扩展至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等新课题相结合，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即率先在这方面作了探讨。除商会之外，其他许多商人社团的研究也开始引起一部分学者重视，包括清末民初的各类实业团体、商民协会、商办文化教育、风俗改良、治安消防、地方自治等社团，都有专文发表，同时也出版了有关的专著（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经济史中另外两个较为重要的新领域是中国近代商业史和手工业史的专题研究。过去研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多集中于机器工业，对商业和手工业则极少涉及，这相对于当时机器工业不甚发达、商业畸形发展和手工业广泛存在的具体情况而言，显然是一大缺陷。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有学者探讨晚清及民初新式商业的性质、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同时对旧式商业的变化也作了考察。其中黄逸平、杜恂诚等人对晚清上海商业的研究值得重视，他们撰写的数篇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研究近代手工业史的论文这一时期也陆续发表，特别是前辈经济史专家彭泽益发表的有关系列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还曾编辑出版《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但这两方面的研究目前仍停留在发表单篇论文阶段，尚无有关的专著问世。 对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探讨也称得上是近20年经济史研究中开拓的一个新课题。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政府实施何种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容忽略的影响，因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长久以来，不仅有关的专著付之阙如，而且论文也为数甚少。近20年中对这一课题的探讨逐渐引起学术界重视，发表的有关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已达数十篇。有的侧重于整体性研究清末民初的经济政策，包括对经济法规的详实考察，有的对清政府矿务、铁路、金融政策的变化及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经济政策，分别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还有的论述了清末经济政策的变化对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另外，有关的专著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版。朱英的《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考察论述了清末经济政策变化的原因、清政府各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影响与缺陷。朱荫贵的《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对近代中日两国的经济政策与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石柏林的《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主要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杜恂诚的《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在这方面也多有论述。 上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新领域和新课题的开拓，不仅填补了以往的研究空白，而且对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也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例如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日益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对辛亥革命发生的物质基础、阶级基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使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进程与结局能够得到更为合理的阐释；对商会和其他商人社团的详实考察，既有助于分析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何时形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及其功能与影响，也从另一个重要的新侧面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特点与新的整合特征；有关经济政策的探讨，则可帮助我们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与顿挫的原因作更为全面的分析。 三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教育史研究的新拓展社会思潮是近20年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一个新的生长点。80年代初，即有学者开始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派及国粹主义思潮。随后，对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某个重要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研究也相继深入展开，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的论文。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论析近代社会思潮的各种专著也开始出版。如吴廷嘉的《戊戌思潮纵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刘学照的《洋务思潮与近代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另据笔者所知，吴雁南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也即将在年内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对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有关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盛。 在宗教文化方面，对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的特点及其影响的深入探讨，也可以说是近10余年来的新研究课题。过去由于各方面的种种原因，中国大陆在这方面还谈不上进行具有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近10余年则有一批学者专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深入展开对基督教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阐释剖析。其中既有综合性的论述，如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顾卫民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社会》、杨天宏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也有区域性的个案研究，如陶飞亚、刘天路合著的《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还有顾长声的《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研究成果力求以科学的态度，对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进行理性的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对近代中国商人（业）文化的研究，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近10余年来也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开始有学者作专门探讨。尽管目前与此相关的通俗性作品较多，但也不乏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如严昌洪主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和1997年出版的“东方商旅丛书”，包括葛贤慧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朱英的《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唐力行的《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徽商与宗族社会的历史考察》等，即是以商人与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着重探讨中国商业文化中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和融合的发展演变，总结历史的经验和规律，既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借鉴意义。此外，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也对近代中国商人文化的特点与影响作了较多的论述。 区域（或称地域）文化研究的开展，也是近20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取得新拓展的具体表现之一。在这方面，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研究的成果值得重视。80年代中期罗福惠即撰写了《近代湖湘文化鸟瞰》（注：载《纪念岳麓书院1010周年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文，不久林增平也发表了长篇论文《近代湖湘文化初探》（注：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并发起组织探研近代湖湘文化的研究群体，该群体的成员先后又发表了一批论文。近几年出版的罗福惠著《近三百年湖北学术文化》（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对晚清和民国湖北文化的特点与影响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的互动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采用新的理论构架，对近代广东、湖南、江浙三个重要地区的儒学群体进行了比较研究，可以说将区域文化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广东的一部分学者对近代岭南文化的研究也颇具特色，并出版了有关的学术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