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也是经过一再的修正、增补、改写而成的。罗先生于1931年开始注《李秀成传》，后经过二十年的研究和补充于1951年出版了《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由于赵烈文日记以及沈梓《避寇日记》、沧浪钓徒《劫余灰录》等稿本的发现，1954年三版印刷时，又把卷首《考证》部分全部改写，并将笺证部分加以补充和修正。由于史学界对忠王自述的看法和评价有分歧，罗老又围绕着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鉴定和史料价值进一步作了考证和笺证，并于1957年出版了增订本。以后罗先生回到南京，在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的同时，利用新发现的大批资料和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从头另作新注，1964年才完成。但罗老还不急于出版，又经过十五年的时间，把新发现的史料予以补充、修订，一直到1980年，再把书稿从头到尾作了审核之后才定稿付印。
        罗先生对所有的论著都抱着同样的态度。《干王洪仁玕福字碑》改写过两次。《翼王石达开庆远白龙洞题壁诗》改写过四次[2]。罗先生一大批的研究成果占用了他一生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许许多多的材料是罗老从大书库或私人著述，甚至于一些无名人物的日记诗存中“一本一本地、一页一页地去做摸底的工作”[3]“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找出来的。然后利用这些材料“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作注”，[4]去修改，去重写或改写，可见他治学态度的谨慎、认真和稳重。
        善于学习、勇于创新
        罗先生的杰出贡献和巨大成就，主要在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考证与研究。他说，“我做考证用的方法，是乾嘉学派用的考据方法。”[5]“这一种方法，从实际出发，依据证据，实事求是地鉴定史料或史实的真伪。”[6]乾嘉学派按照自己的“严格法则”进行考据，它的特征和长处就是务实、严紧和缜密。但罗老说：“在狭隘的范围内，在研究事物的简单的、寻常的关系时，还可以应付的，一超出这个界限，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矛盾，要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时，这种初等的形式逻辑就无能为力了。”[7]因为“他们局限于从史实的现象去看问题，他们不可能从本质去进行分析批判。”[8]这就是乾嘉学派考据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罗老认为，“要解决复杂的问题，就不能遵守乾嘉学派的严格法则，我已经越过局限，对个别事物的互相联系进行解释了。”[9]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要全面地深入地去发掘历史事件的内容，就“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这一个武器不可。”[10]罗老用继承与批判的科学态度，对待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吸取其精华，摒弃其糟粕。一方面能够熟练地运用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又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法则，并巧妙地把二者结合起来，既能解决简单的寻常的历史问题，又能从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去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解决深层次的历史问题。罗先生自从接受、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以后，可谓焕然一新，使他的太史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他的论著数量之多，水准之高，已非昔日所能比拟。罗老之所以比同时代太史研究专家高出一筹，除了其他的条件之外，更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能顺应新潮流，接受新事物，特别是善于学习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罗先生善于向别人学习。他时时处处注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当他读了格拉塞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方法》一书之后，很快地学习马克思做提要的方法，自己也写提要和题跋。有一次，苏联专家鲁·维·阿斯塔菲耶夫到南京访问，同罗老讨论“太平天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怎样？力量对比如何？它们之间的消张情况如何？”这次讨论对罗先生的启发很大，以后在他的著作中就“把太平天国内部的阶级变化，与有些领袖们变质的问题大胆地提出来。”[11]可见他善于学习，不断进取的治学精神。
        罗老的考证研究工作富有创新精神。他的著作，他对每部旧稿的修改、重写或改写都有新的思路，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这种创新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太史体裁的改造和创新上。他在撰写《太平天国史》时考虑最多的是体裁问题。1951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是采用旧式正史体裁，按照班固撰写《汉书》的纪传体模式写出的。“纪传体用本纪记帝王的统治事绩，用表驾驭复杂繁赜的史事，用志记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12]这种写法“由于分门别类，故记载特别详明，为他种体裁所不及，是有它一定的功能和价值的，但它却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根本不可能做综合的叙述。”[13]这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裁。”[14]罗老为了保留这种“有一定功能和价值”的体裁，又要避免旧式正史体裁的弊病；既不打乱原来体系的完整，又可以达到补救缺点的目的，经过多年的考虑和研究，征求专家的意见，并用作了三次改变，“边改边用，边用边改”，最后“改为以叙论、纪年、表、志、列传五部分组成”，把序论一卷作为全书的第一部分，内分八个目，用综合概括的史学新式体裁，对太平天国起义的时代背景，这场革命的分期，天京政权的纲领和政策，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大影响等八个问题作了综合的叙述、分析和总结，使它具有与纪传体不同的性质，成为“多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裁。”[15]这部运用新旧两种正史体裁综合而写成的《太平天国史》巨著，是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太史专著所没有见到的，是一种奇特的史书体裁，是罗先生特有的创造和发明。
        善于学习和创新意识是学术研究的生命。正是罗先生在太史的考证和研究中，不断地学习新的理论，接受新的事物，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命题，补充新的材料，运用新的方法，因而他的论著的名目和内容也就日新月异，这样才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青睐与赞赏。
        谦逊诚恳接受批评
        罗先生可谓誉满我国和全球的太史研究大师，但他敢于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地、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热诚地、欣然地接受读者的正确意见和批评。谦逊诚恳，勇于改正错误，也是罗老治学精神的一大特色。
        罗老认为，“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免不了常会有错误发生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承认错误，欣然去改正错误，在一生不断地改正错误的过程之中，向前迈进，然后方有利于人民的科学研究事业。”为了改正错误，就“必须正确地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16]“任何骄傲自满，对一切不论是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批评不肯虚心倾听的人，都无异于自己关闭了真理之门，使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