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继直隶翟城村自治之后，阎锡山率先在山西推行村制。时人一般认为，山西搬用了翟城村自治模式（注：米迪刚、尹仲材：《翟城村》，中华报社，1925年，第183页；黄强：《中国保甲实验新编》，正中书局，1935年，第64-65页；陈柏心：《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广西建设研究会，1939年，第250页；黄旭丹：《中国乡村政治之研究》，《三民半月刊》第7卷第8、9、10期合刊，1931年9月6日。），今人对此多未考究而因袭此说。实际上，山西村制初为一种行政制度，20年代才开始向自治制度转变，并通过不断改进，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全国乡村自治制度的蓝本。笔者对于前者已有申论（注：详见拙文：《阎锡山与民初山西乡村制度的变革》，《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现就后者再加论述，谬误之处，望学贤指正。
        一、山西村制模式的转变
        村制是阎锡山执掌山西军政大权以后采取的重要新政举措，也是其推行“六政三事”（注：“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三事”为种树、造林、畜牧。）的制度保证。阎锡山认为，六政三事办好，在行政上，“不过是收一部分或若干之效果。若欲收满盘的效果，则非施行自治与强迫教育不可。”（注：山西政书编辑处：《山西地方自治纲要》，大国民印刷局，1921年，第14页。）因此，在全省普遍施行村制后，他便着手推动村制由行政制度向自治制度转变。
        1920年10月，阎锡山呈文大总统，开列了全省实行村自治的步骤和方案。他认为，县区自治实以乡村自治为基础，但乡村自治不可遽然实行，须事先作好种种预备。这种预备工作至少要经过三期。第一期，依靠官力消除莠民。第二期，以编村为抚恤团体单位，救济那些鳏寡孤独疲癃残疾，实在无自觅生活能力，而又无亲属（本人之父母子女、夫妇）可依赖的穷乏之人。第三期，整理村范，使各村无贩售吸食金丹者、无赌博者、无偷盗者、无窝娼者、无斗殴者、无行乞者。阎锡山认为，这三期工作完成后，即可进入第四期--实行村自治。其参酌日本町村制度拟订的《村自治条例》规定：村自治由村内公选合格人民承县知事之监督办理；自治事务为教育、卫生、道路、风化、公业、保卫、登记七项；区分住民和公民，村公民具有选举权；自治职员由村长副、闾长及村议事组成，村长副由本村公民按照规定原额加倍选出，呈由县知事择委；自治职员均为名誉职，不支薪水，任期一年；村议事负责议定自治规约（议事时以村长为议长），同时还负责监察或检阅村长执行之事务及其支出之帐目。（注：周成编：《山西现行政治纲要》，泰东图书局，1921年，第80-87页。）
        阎锡山在呈文中对山西村自治的实施步骤未作具体的时间规定。不过，1920年3月，山西即公布了《消除莠民规则》及《抚恤究乏条例》，次年2月又公布了《整理村范规则》，规定凡村内莠民消除净尽者，可作为自治模范村。因此1920年以后，山西村制实已开始趋向于自治制度了。
        1922年春，阎锡山突然放弃原订村自治方案，改行村政，以“使村制组织完全，俨成有机活体，凡村中所能自了之事，即获自了之权”（注：山西村政处：《山西村政汇编》，1929年，呈文，第1页。）。村政的具体内容为整理村范等五项。山西村制由此注入了新的内容，即村民会议、息讼会、保卫团、村禁约，其自治目标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
        村民会议为全村“民治之练习”，是村民自治性质的体现。阎锡山指出：“村民者，村之主人也。一村之权，应归之一村之民，一村之民。应参予一村之政。代议乃后起之制，施之于村落则不宜。人心有公道之存，何患其程度之不足。况社会改造，非人民全体觉悟，何从起点？村会则觉悟之路也。旧日村制，虽有村闾邻长五十五万闾余人，究属少数，欲使全民练习参政能力，非实行村民会议不可。”（注：山西村政处：《山西村政汇编》，1929年，呈文，第2页。）怎样办理村民会议呢？他提出，应该遵照晋省乡社遗风，将遇事公开商办的习惯扩充办理，至于会议章程，由村自定去，暂依习惯而行，“或一家出一个，或按成年男子，全数到会。何项事件必须村民会议通过才行，何项事件由村长副闾邻长议定就算，以及会议时如何取决，均听各村先自定办法。遇有争执，区长或知事为之解决。”（注：山西村政处：《山西村政汇编》，卷5，第33页。）因此之故，全省起初没有统一的村民会议规则，各地一般采取官厅督导的办法。如和顺县，在村民会议召开的前一日，县署即派掾属召集该村闾邻长，讲清楚村民会议的意义，并指导次日开会程序。届时县知事临场，按村情演说后退入参观席。此时村民皆于场中，学生和保卫团分坐两旁，邻村村民之参观者入参观席。然后由村长主席，先讲村禁约，后议村中应兴诸事。发言者起立，意见不同者，几经辩论，仍不能解决，则请知事为之解决。会后由知事召集参观者询问意见。据称：“该县定例，凡村人程度不能够到会者，不准开会。故该县人以开村民会议为荣，莫不兴气勃勃，争先恐后。”（注：山西村政处：《山西村政汇编》，卷4，第47页。）这种各自为政的村民会议到1927年以后才制度划一。
        村禁约即一村之禁规。阎锡山认为，“禁约与村范相辅而行，以村范开其先，以禁约善其后，乃能持久而不敝。大凡自治之团体，均有自定之规章。兹之村约，义亦犹是。”（注：山西村政处：《山西村政汇编》，1929年，呈文，第2页。）他自拟定了一个村禁约格式，包括不准贩卖金丹鸦片、不准吸食金丹鸦片、不准聚赌窝娼、不准打架斗殴、不准游手好闲、不准忤逆不孝、不准儿童无故失学、不准偷盗田禾、不准毁坏树林、不准挑唆词讼、不准缠足、不准放牧牛羊踏毁田禾、不准侵占别人财产等13项。（注：郭葆琳：《山西地方制度调查书》，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农业调查会，1925年，第43-44页。）1925年6月，山西颁布《村禁约之规定及执行简章》，统一了全省村禁约的范围、违禁议罚的种类及其程序，规定“遇有违犯禁约，每村有闾长七人以上者，须由村闾长合议处理，其愿加入邻长者更好。闾长不足七人者，必须加入邻长，共同商酌。如村中向有习惯办法合乎村民公意者，得仍旧施行。违犯禁约之人，于村闾邻长有牵涉应回避者，必须回避。”（注：山西村政处：《山西村政汇编》，卷1，第7页。）山西全省村禁约的议定和执行，自此有定章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