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点浅见
        笔者认为，对于20年代阎锡山着力改进的山西村制，既不能单纯从制度的视角阐幽发微，无限拔高，也不能完全视为历史垃圾，一概否定了之。我们应该注意将制度与实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既要看到山西村制的实践结果，也要看到它在中国乡村制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首先，由阎锡山的高度重视，山西村制的改进工作在全省普遍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成绩。1922年改进村制伊始，阎锡山即在省长公署内设立村政处，作为专门的负责机构。同时还将全省划分为12个考察区，由村政处第二股即考核股总负其责，区管员由股内人员兼任。各县则划分若干小段，分别由区长、县承政员、承审员、主计员、实业技士、视学员、宣讲员、警佐、巡官等兼任小段主任（注：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2页。）。1926年12月，分区的主任制改为股长、股员制，专司考察各县成绩。在这种严密的行政督察下，山西全省大张旗鼓地展开了改进村制运动。1929年，村政处根据知地实察员的报告，对1928年全省各县办理村民会议、村禁约、息讼会、保卫团、男女失学儿童以及天足的情况进行了评估，并按总评成绩排列第次。其中，平均成绩80分以上的上等县1个，70分以上的中上等县20个，60分以上的中等县40个，50以上的中下等县29个，未满50分的下等县14个（注：据《十七年份各县办理六项村政成绩总表》整理，《山西村政旬刊》第3卷第5-9期，1930年2-3月。）。由此可见，山西全省改进村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不过各地情况很不平衡。
        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山西省内村制运作较为规范村庄是存在的。村政处主办的《山西村旬刊》对此作了大量报道。另据河北省训政学院参观团村治股主任茹春浦1929年调查，阳曲、太原、榆次三县的部分村庄，村民对于村民会议比较踊跃，参加者能达到应到者的半数以上。敦化村、古唐村的被访村民知道村民会议系办理其自己事的机关。一些初级小学生甚至也知道，村民会议是村中的最高机关，可以选举其本村办事人。茹春浦就此感慨道：“此点较之农民知废票二字更可注意，因为小学生已具有自治的根本观念，则将来成年后，即可成为完全能行使政权的国民。如果一村小学生均有是项程度，则二十年后，该村即可完全实现全民政治。”茹氏所调查之村，不仅村民会议办得较有声色，村禁约、息讼会、监察委员会、保卫团等也办有成效。特别是自实行财务监察以后，各村公款纠纷事件日少。“因村民可以随时提出关于村款之质问，村民渐明其所出之款，系为办理村中公共事项，而负担不能由少数人自由支配。”（注：茹春浦：《山西村治之实地调查》，《村治月刊》第1卷第7期，1929年9月。）茹春浦的上述调查系采访谈法，即通过直接与最底层的村民谈话，来观察村制，其调查材料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当然，正如茹春浦所言，他调查的村庄均在省城附近，各村办理较他村完善，因此其列举的事实，不足以概其余各村。从整体上说，山西村制的改进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
        其次，山西村制的改进没有改变山西乡村社会性质。阎锡山推行和改进村制的着眼点在于巩固其政治统治，而不在于实现政治民主。诚然，山西村制体现了“民治主义”精神，是一种民主自治制度，但这种制度完全被限定在社会层面，同时乡村社会的封建土地制度没有被动，从而造成村制原则与实践结果的根本背离。尽管阎锡山打着“全民政治”的旗号，宣称村治是全体村民的自治，村民大会是全村最高的机关，一切自治机关的组成，均由村民选举产生，但在现实的乡村政治关系中，这样的目标不可能真正实现。我们没有20年代的调查数字，姑且以30年代的一则统计窥其一斑。1935年晋北27村由村民会议选举产生的村长副、监察员、调解员、闾长、学董等515名自治公务人员中，地方、富农433人，占84%；小商人及手工业者57人，占11%；自耕农25人，占5%自耕农（中农）是占农村绝大多数的劳动大众的代表，他们在村自治职务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极低，且都是调解员、闾长等无关紧要的职务（注：范郁文：《晋北边境三县农民生活概观》，《新农村》第24期，1935年5月。）。这表明，山西乡村的统治者绝不是制度规定的村民全体，而是封建地主阶级。在地主阶级操纵乡村经济与政治的社会条件下，制度上赋予的广大劳动人民名下的民主权利必然形同虚设。山西农村的社会性质始终没有因为村制的变革而改变。
        第三，山西村制的变革顺应了近代地方自治的发展潮流，树立了全国乡村自治制度的范例。它所规定的一系列制度形式，如直接民权制度、财务公开制度、村务监察制度，都是中国乡村制度史上前所未有的。虽然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制度在实践中多流于形式，但制度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对当今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仍不乏可资借鉴之处。我们对于山西村制在中国乡村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应该予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