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鲁滨逊论述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互相交叉、互相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目的是在于说明历史学科也决不例外。他说：“历史能否进步同能否有用，都取决于历史是否能够克制它自己，不要企图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3页。）”准确地理解这一段话的含义，则是说历史学并非一门孤立的学科，它不可能超脱于众学科之外。基于此，鲁滨逊又进一步指出：“假使历史学家要发展到最高的程度，它就不能不放弃个人主义的倾向，而且要承认：历史只是研究人类的方法中的一种。”（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3页。）既然历史学并非一门孤立的学科，那它作为科学大家族中的一员，也是与其它学科互相依赖、相互促进。对此鲁滨逊作了十分明确的表述：“历史这门学问必须要承认：它同生物学、地质学以及其他科学一样，它的发展是以其他兄弟科学作根据的，它只有同它们一起取得发展后，它才能反过来在帮助人们了解人类过去做出一点贡献。”（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4页。）科学是共同发展的。历史学只有摆脱固有的“独立”成见，与其它学科互相交叉、相互渗透，才能促进自身的进步，进而发挥作用。如此阐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显然是透彻的。
        而作为上述观念的延伸，鲁滨逊还清楚地看到史学专业化所带来的弊端。不可否认，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历史学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一系列特点，由此要求史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但是，如果过于强调这一点，那就不可避免导致自我封闭性，人为地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立起学科壁垒，阻隔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融，从而造成目光短浅的弊端。鲁滨逊从他的学科观念出发，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近代历史学者往往向专业发展的趋向，他们希望专长某个领域。其实，这种现象往往会阻碍他们去真正了解他们认为似乎是最了解的东西。”（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7页。）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学家之能够慢慢地摆脱古代谬误的见解，大部分不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取决于自然科学的全面影响，取决于不断出现各种社会科学的特殊影响”（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37页。）。也就是说，历史学是在吸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成果的基础上而不断进步的。反之，只能造成历史研究的肤浅以致停滞不前。如果细阅《新史学》一书，那就不难发现，鲁滨逊就此所作的论述并非凭空而发，而是基于他对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因此颇具说服力。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鲁滨逊能够在本世纪初提出不同于传统的学科观念，显然是受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一方面，科学从15世纪起经过几百年的分化发展后，至19世纪末开始转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整体化的阶段。与科学的分化发展不同的是，科学的整体化表现为各独立学科一改昔日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状况，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不断打破伴随分化所形成的学科之间的森严壁垒。而与这一过程相对应的则是对学科“独立”观念的否定。另一方面，科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分化独立以及充分发展，至本世纪初已经足以为历史学提供相应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为新学科的生成创造了条件。正如巴恩斯在《论新史学》一文中所说：“关于历史学者必须具有渊博的社会科学知识的论点，则是到了最近才流行的。社会科学只是在近时才到达这样的境界：它们的题材的可靠性，足以为历史见解和历史分析提供稳妥的基础。”（注：巴恩斯：《论新史学》，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务馆1989年译本，第181页。）作为历史学家，鲁滨逊不仅敏锐地感悟到现代科学发展的新趋势，适时更新学科观念，而且坚信：“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历史学不可避免被卷入科学革命的潮流（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20页。）。正因为如此，他所提出的学科观念充满着现代科学精神。
        二
        如果说鲁滨逊所提出的学科观念最直接表达了跨学科思想的话，那么，他以此为基础对传统史学弊端的批判，则是在探讨具体的历史研究问题中将这一思想具体加以发挥。
        不可否认，从现代史学的演变过程来看，鲁滨逊并非批判传统史学的第一人。尽管如此，由于受现代科学发展的影响，他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却有着独到之处，那就是力陈传统史学主要弊端的同时，指出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才促使历史学不断地进步，因而，引进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突破传统史学的有效手段。
        （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历史研究领域得以不断拓展。
        众所周知，传统史学的主要弊端之一是研究领域狭窄。鲁滨逊在《新史学》中对传统史学的这一弊端提出严厉批评，指斥传统史学偏重政治史研究、以及“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针对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狭窄的弊端，鲁滨逊在《新史学》的开篇就明确表明自己的看法：“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 1989年译本，第3页。）。也就是说，历史学不能局限于研究政治史等极少数领域，它是一门涉及内容极为广泛的学科，应该扩大兴趣，将研究推展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而更为重要的是，鲁滨逊不仅对历史研究范围作了有别于传统史学的规定，同时他还从历史学的发展进步中看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是促使历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的重要因素：
        其一，大大延展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跨度。鲁滨逊认为，传统史学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存在一个严重的认识偏差，那就是将人类早期的发展阶段冠以“史前”而排除在“历史”之外，从而大大缩短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跨度。事实上，将距今仅几千年的“最古人类文明的较为发达而进步阶段的遗迹”，假设为“是人类第一次所达到的一个文化阶段，这种想法是十分无理的”（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2页。）。换言之，“‘历史’和‘史前’的区分，实在是一种武断的区分”（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60页。）。所谓“史前”，应该包括在“历史”之内：“我们对于史前时代的确知道得很少，但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代的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最大的发现”（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2页。）。这样，人类社会历史的时间跨度则远不止几千年。因而，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必须大大往前推展。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够作出这一“最大的发现”，则是得益于史前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假使他们无视史前考古学的成果，那么，他们就有沿袭自古相传的谬误说法的危险”（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62页。）。需要附带指出的是，鲁滨逊关于史前考古学及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和渗透，大大延展人类社会历史时间跨度的论述，不仅是对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狭窄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史料观的变革。他说：“历史这样东西，就其全面的意义说来，应该包括所有我们知道的关于人类过去一切事情，不管我们所运用原始材料是怎样性质”；“现在我们把那些许多不见于书本或碑文记载的材料认为是史料”（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60页。）。即用于研究历史的不再局限于文献史料，尤其官方的档案，还扩展到考古发掘所得的实物史料。从这个角度来说，鲁滨逊所提出的史学观念，又多了一层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