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的煌煌八百余万言巨著，在他生前未能给他带来显赫的声名，但在他逝后 却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注：严耕望在他的《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一文中 指出，吕氏史学博通周密而不够深密，其史料多取材于正史，鲜有其它史料和新史料， 吕思勉本人又长期枯守于上海光华大学，默默耕耘，不求闻达，与当时作为学术中心的 北平无声气相通，这些便是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的主要原因。严耕望将之与陈寅恪、钱 穆、陈垣并立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见《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5页）。） 。今天，我们在考察新史学的发展轨迹时，不能忘记这位前辈史学家的开创之功。先生 不仅留下了“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严耕望语）的丰厚史学遗产，而且他的“经世 致用”的史学观念，他的“为当世效实用，寄希望于未来”的良好愿望，也是我们后学 的典范。本文拟由此入手，谈一谈吕思勉先生“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念和实践活动。
        一
        吕思勉史学的构成背景丰富多彩。他在23岁立志治史时，已经系统地阅读了《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段注说文解字》、《十三经注疏》、正续《古文辞类纂》、三通、二 十四史、《日知录》及《廿二史札记》等书，具有了相当的目录学知识、小学与经学的 基础、文学的修养和史学的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史学是建筑在国学，尤其是清 代朴学基础上的[1]。然而，吕思勉不仅仅是乾嘉考据学的传人，更是新史学的开创者 之一。20世纪初，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史学界也不例外。梁启超发出了 “史界革命”的最初呐喊：“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当时“史界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摈弃旧史学琐碎和脱离实际的弊病，恢复顾炎 武等人提出的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关注现实时政，让史学真正做到服务于国家与社会 。吕思勉受其影响，他后来自述道，“至于学问宗旨，则反以受莫不相识的康南海先生 的影响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确信世界大同之可致，这种见解，实植根于髫 年读康先生的著作时，自今未变。至于论事，则极服膺梁先生”。如果说康有为给他以 世界观的熏陶的话，那么，在具体论事，高唱经世致用方面，他则私淑于梁启超，“染 任公在杂志中发表的论文影响最深”[2]。
        时代的步伐在不断前进，吕思勉自己也讲：“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了一个从古未有的 新局面。”他以兼收并蓄的气度，随时代而进，自觉地融西学入国学。西学为中国传统 学术提供了崭新的思想方法、审视角度与研究手段，具有相应的互补性。吕思勉认为， “学术本天下公器，各国之民，因其处境之异，向所发明者各有不同，势也”；“瀛海 大通，远西学术输入，自可借资于人以为用”[3]。吕思勉意识到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对于构建新史学的重要性。他说：“治史学的人，对于现代的科学，都不能不 略知大概。否则用力虽深，也和一二百年前的人无以异了。安足称为现代的学问家？” 他在研读吴理（C.L.Wolly）的《考古发掘方法论》时指出：“历史的年代，是能追溯得 愈远愈好，所以锄头考古学，和史学大有关系。”他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有相当的了 解，称赞黑格尔发挥了历史进化论的见解[4]。令吕思勉最感兴趣的是社会学，他对于 马林诺夫斯基的《两性社会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等名著都有过深入研究，并指 出：“能明乎社会学，则研治历史，若探骊而得珠。”“引社会学以解释历史，同时即 以历史证明社会学的公例，二者如辅车之相依也。”[5]“治史学第一要留意的，就是 社会学。”[4]吕思勉对于西学的自觉的吸纳，尤其是对社会学超乎寻常的关注，扩大 了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念的理论空间，并使他超越了前人，成为新史学大师。
        1930年前后，吕思勉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他后来所讲的思想的第三期变 化：服膺马克思主义。其实，早在20年代，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有了初步的接触， 并开始赞同唯物史观的“非意识决定生活，实生活决定意识”的理论，指出：“这一观 点，无论受到怎样的非难，它总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注：1920年，吕思勉所写的《 沈游通信》、《南归杂记》以及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题为《士之阶级》的讲演会 上，都曾提及这一观点，并认为，“马克思之说，虽受人攻击，然以中国史事证之，可 见其说之确者甚多，大抵抹杀别种原因则非，然生计究为原因之最大者”。他还具体分 析了唯物史观遭人非难的原因，这里不再赘述（张耕华《史学大师吕思勉》，上海教育 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对于这段经历，他后来回忆说：“马列主义初入中国，予 即略有接触，但未深究，年四十七，偶与在苏州时之旧同学马精武君晤，马君劝予读马 列主义之书，余乃读之颇多。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报大同之愿，然于其可致之 道，及其致之之道，未有明确见解，至此乃如获指针也。”[6]吕思勉觉得，对马列主 义深入了解后，就发现唯物史观与其治史当经世致用、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史学观点，不 仅冲突甚少，甚至还有众多的契合之处，可逐步解决他以往思想上的问题，比如，他以 前认为“超阶级之观点”，“亦不过两阶级可以勉强相安”，“而即此区区，仍有人亡 政息之惧。今知社会改进之关键，在于阶级斗争……且其改革可以彻底，世界乃真能走 向大同”。又云“旧时之见解，爱国爱民族易与大同之义相龃龉，得马列主义，乃可以 平行不悖”。对于社会改革，“至巨公（即王莽--笔者注）失败后，言改革者，不敢作 根本之图，乃皆欲从改良个人入手。玄学时代已然，承之以佛学而益甚。宋儒虽辟佛， 于此见解，亦未改变。然历史事实，证明此路实为绝路。故今日之社会主义，实使人类 之行动，转变以新方向也”[6]。这一思想转变，对他的史学研究影响很大，以1940年 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为例，其编次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学术文化， 以后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莫不如此。他后 来所写的读史札记，社会经济方面的条目相当多，这在没有政治色彩的前辈史学家中是 比较特别的[7]。可以说，马列主义使得吕思勉的“经世致用”史观的理论，更趋于成 熟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