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十分丰富多彩。传统史学除了偏重研究历史上人们的政治活动外，对其它领域的活动并不重视。鲁滨逊对此十分不满：“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我们对政治史的偏心引导着我们专去叙述那些无关紧要的朝代史和军事史中的琐碎事实”（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 9页。）。他认为：“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 3页。）。既然如此，任何领域的活动都值得也有必要加以研究。当然，史学领域并非始终保持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研究内容单调化的状况则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善。“从十八世纪以来，在史学方面，人们在文学的、政治的、军事的、道德的、神学的兴趣之外，又有一些新的兴趣在不断发展。这些新的兴趣对于历史研究很有影响，它使历史研究的精神和目的引起了根本变化，并使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31页。）。从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这一阶段正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分化形成、研究不断深入的时期，而恰在此一阶段历史研究内容由单调化趋于多样化，这决非偶然，毫无疑问是其它学科影响、渗透的结果。鲁滨逊认为，诸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人类的心理活动等等新的研究园地的开辟，即是典型的例子。
        研究领域狭窄是传统史学的主要弊端，自然也就成为史家批判的重点。鲁滨逊提出，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和渗透，促使历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鲁滨逊的这一看法对新史学派成员颇具影响力，以致他的学生巴恩斯才进一步阐发说：“新史学之范围，行将扩大，自必逐渐转入协作形式”（注：班兹（即巴恩斯）：《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译本，第14页。）。而这些观点即使对于今天的历史研究，也仍然不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历史研究日益深化。
        传统史学的另一弊端是偏重叙述而疏于分析。尊重事实，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是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原则。因而，研究历史，首先需要廓清基本史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重视历史事实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像传统史学一样，将历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单纯叙述历史事实的层面，“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13页。），缺少分析，那就势必缺乏深度。从19世纪末起，不断有学者对传统史学的这一弊端表示不满，严词批评。鲁滨逊即是其中的一人。
        尽管鲁滨逊在《新史学》中没有对传统史学偏重叙述的弊端进行专题批判，但其观点是明确而客观的。他说：19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家“有时也不辞辛劳地去找出历史的事实的真相。关于这一点，他们总算是科学的，虽然他们的目的还主要是文学的、道德的、或者宗教的”（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6页。）。很显然，在他看来，重视史实并不为过，就此而言传统史学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不过，鲁滨逊反复强调，史学毕竟不同于文学，因而他不无尖刻地指出，简单地把历史研究看作“过去事实的记载”，无非“可以满足一般没有思想的人”（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6页。）。对历史研究应该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不仅要记述历史事实，还要对它的因果关系作出分析、解释。这是同一研究过程的二个不同层次：“据实记载过去的事实是一件事，而要想确定过去事实的所以然，则是另外一件事”（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6页。）。而恰恰是在此方面，传统史学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亦即把记述历史事实作为研究的目的，却“不想去判断历史事实的所以然”（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6页。）。一言以蔽之，就是偏重叙述而疏于分析。这正是传统史学偏重叙述之所以是一弊端的症结所在。
        当然，鲁滨逊能够提出历史研究不仅要记述历史事实，还必须分析、解释，是与他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密切相关。在他看来，“人类这样东西，绝不是科学地分门别类的总和”（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9页。），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方面，就纵向联系来说，“一切的人类制度，一切的公认的思想，一切的重要的发明， 都是长期发展的总和”（注：鲁滨逊：《新史学》， 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7页。）；“一切事物都有其来源和发展过程的”（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6页。）。这就意味着研究历史必须追本溯源，否则，一味采用“所谓历史片段的叙述方法”，只能“徒劳无功地去描写事实，而不知道事实的‘所以然’”（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6页。）。因而，鲁滨逊极力强调史学研究者必须具有“历史眼光”，甚至提出“历史性历史”这样的概念。另一方面，就横向联系来说，“没有什么人类利益是孤立于无数与之同时共存的利益以及一定的环境之外”（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7页。），这就要求研究历史必须去揭示事物之间的固有联系。正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所以“历史学家今后不但应该研究事实的‘当然’，还应该研究它的‘所以然’”（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0页。）。也就是不仅要记述历史事实，还必须对所记述史实的因果关系作出分析、解释。
        而更为重要的是，鲁滨逊认为，正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史学研究者才不断摆脱传统成见，对历史作出分析，以致重新加以研究，促使历史研究日益深化。他说：“现在有系统地研究中的各种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已经成功地解释许多事物”（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40页。）。这些学科的“发明和学说必然可以对历史学家贡献出一种新的见解，而新的解释则可以帮助历史学家纠正许多误解，改正存在于历史著作中许多陈腐观点”（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70页。）。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已经使历史学家惯用的许多名词的意义全部改变了”，并“推翻了历史学家的旧说，解释了许多历史学家使用自己的方法再不能解释的历史现象”（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59页。）。除了理论阐述之外，鲁滨逊还以一些具体学科为例，说明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对于分析、解释历史的意义。如经济学家所开辟的从经济角度解释历史，“对于历史学家所几乎完全忽略那些持久性的、但并不显明的因素，特别强调其重要性。这样人类生活中那些平常的和普通因素所具有的重要兴趣和重要性，就逐渐清楚了”（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38页。）。这不仅仅是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作出深入的分析、解释。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对分析、解释历史的重要意义，鲁滨逊的学生巴恩斯则有一段更为直截了当的论述：“历史现象要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必须通过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对它们进行确切的科学分析”（注：巴恩斯：《论新史学》，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200页。）。这一论述显然是对鲁滨逊上述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总之，鲁滨逊认为，正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影响和渗透下，历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历史研究日益深化。因此，他总结说：“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注：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译本，第70页。）。由此可见，鲁滨逊是把引进和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看作为突破传统史学的有效手段。
        结语
        20世纪初，鲁滨逊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明确地表达出一种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跨学科思想：历史学并非一门孤立的学科，必须推翻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固有壁垒，引进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才会不断进步；也唯其如此，才能突破传统史学的束缚。上述鲁滨逊的史学跨学科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历史学必须走跨学科发展的道路。而从当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也正如鲁滨逊在20世纪初所要求和断言的，是沿着这一发展道路不断向前推进。既然如此，在这世纪之初重新系统地解读鲁滨逊在20世纪初的一系列相关论述，对于揭示当代史学的发展规律，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