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史上，《汉书》一直被推为“断代史”之始祖，毁誉参半。然而论者每每不自觉地采用了后世日趋成熟的“断代史”观念，去批评作者班固撰《汉书》体例不纯，有失“断代史”之实。《古今人表》之编纂，更是全书最受攻击的部分。笔者认为，《汉书》为中国“断代史”之祖这个说法，毋庸置疑，但一种观念由萌芽至成长，往往需时甚久，我们是否可以在未清楚作者有无明确的“断代为史”观念以前，便轻率地用后世的标准去批评他？这样做又是否公允？本文拟对这一延续十多个世纪的讨论，略抒一得之见。
    一
    《古今人表》之受人攻击，归纳起来，不外“画蛇添足”、“品第失当”以及“有乖义例”等三方面。
    刘知几批评《古今人表》“不类本书”、“其言甚高，其义甚惬”；赵翼说它是“赘设”、“班书第一蛇足”；而类似“表其所不必表”、“最无谓”等之讥诮。亦纷为备至。在他们眼中，《古今人表》品列古人，任情轩轾，且非关汉事，实在有所不必。《古今人表》将历史人物由“上上”至“下下”评为九等，“圣人”、“仁人”、“智人”分别入“上上”、“上中”、“上下”三等，而“愚人”则入“下下”等。后人讥评此表，辄攻其妄自品第，如吕祖谦即说作者“以区区一夫之见而欲定生民以来圣贤惠智之等差”，是“不知量”之举。陆奎勋《阅〈汉书〉作》亦说：“史才争数马迁优，细阅班《书》岂匹俦。《人表》朦胧分九等，《艺文》商榷待千秋”。①可见《人表》之存在，不但本身受批评，兼且亦影响到后人对《汉书》之整体评价。
    然而，最为人所议论者，莫过于《古今人表》直接有乖《汉书》义例一事。在这方面发挥得最详细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刘知几，他一方面极力提倡断代史之撰作，称许《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②；另方面却批评此表名不副实说：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寻其所载也，皆自秦而往，非汉之事，古诚有之，今则安在？③
    此外，刘氏还认为《人表》不合《汉书》断限，是作者自乱其例之举，他说：
    异哉，班氏之《人表》也。区别九品，网罗千载，论世则异时，语姓则他族。自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使善恶相从，先后为次，何籍而为表乎？且其书上自庖牺、下穷嬴氏，不言汉事，而编入《汉书》，鸠居鹊巢，茑施松上，附生疣赘，不知翦截，何断而为限乎？④
    又说：
    夫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若《汉书》之立表志，其殆侵官离局者乎？（浦释：提出《汉书》断限不清来。断代自班始，故首及之。）考其滥觞所出，起于司马氏。案马《记》以史制名，班《书》持汉标目。《史记》者，载数千年之事，无所不容；《汉书》者，纪十二帝之时，有限斯极。固既分迁之记，判其去取，纪传所存，唯留汉日；表志所录，乃尽牺年，举一反三，岂宜若是？胶柱调瑟，不亦谬与⑤！
    换言之，刘知几主张断代史应严守断限，不能逾越，因此对《汉书》之表、志内容超越汉代颇有微辞，而尤其不满意未及汉人而名古今的《人表》。刘氏之后，类似的言论，此起彼落。然而，笔者认为，在处理有关评论时，应先辨别清楚的，是《汉书》作者到底有没有和后世“断代史”一致之观念。
    必须指出，“通史”和“断代史”的概念，是后期才趋于成熟的，将《汉书》推为断代史之祖，也是史评既发达后学人之论定。班固本人对于“断限”的理解，与后世是否相同，是很值得怀疑的。再者，我们也没有理由以后世“断代史”的标准去批评他自乱其例，更没有理由要求一部所谓断代史之祖就是一部体例纯正，为后代垂立金科玉律的成功典范。这是处理《人表》的评价问题时必先注意的。其次，作者本人何以编撰《人表》，也必须认真了解。班固在《叙传》中解释作《人表》的原因说：
    篇章博举，通于上下，略差名号，九品之叙。述《古今人表》第八。
    虽论者有谓“通于上下”一句文义含糊，但王先谦称“上下谓古今”之说⑥，如果配合其他材料，也是可以接受的。班固又说：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缺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刘邦），终于孝平（刘衍）、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