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对于《汉书》断限的直接交代，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点明了《汉书》的起讫，却强调全书要“旁贯《五经》，上下洽通”。颜师古注：“固所撰诸表序及志，经典之义在于是也。”与其说班固“以经学的观点去撰写史书”、“为《五经》作注脚”⑦，不如直接指出，班固未尝不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他在《古今人表》的序文上也说：
    “……因兹以列九等之序，究极经传，继世相次，总备古今之略要云”。
    抑亦显示了他的“会通”思想。尤应留心的是，“通史”和“断代史”，本来就不是壁垒分明，互不相容的。“即使是断代为史，会通之义照样可以贯串在里面的。不一定上下古今，才能算是会通。⑧”绵延千古的“班马优劣论”，其中一个焦点就在通史和断代史孰优孰劣上，但马、班是否有意为之？班固既欲“上下洽通”，而史迁亦“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未尝不有意为断限。魏应麒的意见，很值得参考，他说：“平心论之，《史记》、《汉书》体制相同，惟断限有异，此则时代使然，非关学力。《史记》之前无断代完备之史，故《史记》不能不上起于黄帝；《汉书》既有《史记》，自无妨就一代之始终而加以纂辑。二书皆负有时代之使命，有莫之为而为之者，通史断代之体裁云云，马班殊无意屑屑于此也。⑩”魏氏指出两大史家本无意于此，与吕思勉所谓“史之断代，乃成事之偶然”，及姚光所称班史“断代而仍寓通史之法”，正是不谋而合，均为真知灼见。事实上，既然《史记》这部通史已经产生，《汉书》重复它的全部内容，也就有所不必，而当时班固所面对的客观形势，第一，是大一统政权已经确立、稳定；第二，是王莽伏诛，光武复汉，正好为《汉书》提供了一个下限。因此，《汉书》之断限，实在可说是形势有以助成。然而班固初无明确之“断代史”观念，《史记》所未详之处，班固亦多所补充。《古今人表》固为显例，而十志中记古代典章制度，亦多上溯异代，通乎古今，非独叙汉而已。论者有以为《汉书》作者纯粹是希望续补《史记》，非有意断代为书，亦未免忽视了《汉书》的独立价值。张孟伦指出《汉书》之体裁，“就它的纪、传而言，是以西汉人物为限的断代史；就它的十志来说，是贯通古今典章制度和经济、文化的通史”（11），则允为折衷之说，也恰当地显现了《汉书》的“通史性格”。明乎此，则更可知后世单纯从断限方面去褒贬《史》、《汉》之片面性。按郑樵曾猛烈抨击班固失乎会通之旨，“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而“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12）。后人更声称《汉书》以一姓一朝为中枢，沦为“帝王家谱”，后代正史便纷纷效尤，而班固更被指有意识地进行此举。不过，历代正史是否真为“帝王家谱”，只是见仁见智，而《汉书》作者既无明确之断限观念，又怎能把他说成是变史为“帝王家谱”的罪魁祸首呢？
    二
    在讨论《古今人表》名概古今而不表“今人”时，部分学人尝探究过背后的原因而不遽以评作者自乱其例。颜师古注：“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书未毕故也。”认为该表未毕，是颇为普遍的说法，也有人据班昭续书之说而谓该表非班固所作，更有谓此表可能是班固所欲独立成书而未毕，班昭乃“取以搀入《汉书》中，强符八《表》之数，而不计其于史裁不合”，（13）殊属臆测。此外，章学诚认为该表“疑出汉世《春秋》经师相为授受”、“必有所受者”（14）。这个说法，有人斥其“出于臆想”；也有人指称“极有可能”。又或认为是“续《史记》者所撰，后人编入《汉书》，初非孟坚之自乱其例”（15）。另方面，也有人替作者辩护，指出今本《人表》，“传刻脱误，不知凡凡”，而或经后世窜改，致次第紊乱，未可据以评品作者之是非观念。笔者认为，《人表》究出谁人之手，并不是最重要的，应该注意的，倒是作者把它列入《汉书》一举在汉代史学史上的意义。这说明当时“断代为史”的观念甚为模糊，而“通古今之变”仍是主导之史学思想。随着大一统政权之确立和儒家思想之巩固，班固抱有“尊汉”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很明确地表达了对将汉朝帝业“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不满，而当世史家也“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16）；又认为“大汉当可独立一史”（17）。但为什么《古今人表》偏偏只列古人呢？也正好于此了解一个侧面。
    诚然，《古今人表》并非完全没有汉人，但只不过是限于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而已。后人颇有认为作者的苦衷，在于明哲保身。因为当时的形势不许可他品评当朝帝王将相，否则可能危及性命，所以只好将他“不敢公之于世而又不甘沉默的帝王观”寄诸言外。对于颜注谓《人表》未毕的说法，后人颇多非议，以为未得作者微旨。他们认为，表名古今，正是“因古以知今”、“次古人即以表今人”、“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等次古人，而今人在其中”、“若表今人，则高祖诸帝悉在优劣之中，岂孟坚所敢出”、“上古之世，圣帝明王，接踵而生，故圣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则渐生中下之人……若必欲以有汉一代之人，尽列表中，试问将高祖以下诸帝，置于圣人之列耶？仁人之列耶？抑孟坚是汉人，能雌黄本朝人物耶？”此外，论者复指出，既然史谓班昭续成《汉书》，就不可能尚留缺略，所以不能说该表未毕，而尚以“古今”名表，一方面是别有寄意，另方面是因为“去今字则无以为《汉书》”的道理。其实，如能设身处地，了解班固的时代，以及他当初因“私改国史”之诬而下狱，后来又奉诏而成国史的处境，当更能体会《古今人表》不表“今人”之用意。
    总言之，班固所谓断汉为书，政治上的动机恐怕要比史学上之思量来得更为重要。他所基本考虑的，并不在史体之创新上，只是配合了客观因素，《汉书》才成为中国断代史之始祖。惟其如此，我们方能了解他为什么没有严格地但录汉事，而处处有所突破。
    三
    关于《古今人表》本身的价值，也是值得注意的。表之为体，“旁行斜上”，眉目清楚，史迁开创于前而班固继起于后。虽然班固准备以记汉事为主，但他也继承了《史记》十表“通古今之变”的精神，而《人表》之创设，“上记古人”、“追溯前代”以“明统绪”，在专述汉代历史之同时亦对远古历史作了“走马灯式的回顾”，实在不能轻率地认为是多此一举。再者，一些影响较小，地位较低的历史人物的名字也藉着《人表》而保留至今，不致湮没。所以《人表》“以云稽古，亦非无功”。此外，如果“需要阐述某些史事的渊源，或因需要补充前史之所缺”，史书便往往“在局部上要突破全书的总的断限”，兼且时代相近的人物，每难轩轾，有待盖棺论定，“故断代为史必续前代人表，乃可以承其绪；而当代人表必俟论定之后再加编辑，以为后史之统”。章学诚对于《人表》之功效，颇申其详，虽然关于通史和断代史应否录有人表这个问题，他的意见表现得前后矛盾，然而对于《人表》作用的看法，却始终如一，他认为：“列传裁断所余，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则略者致讥挂漏，详者被谤偏徇。（18）”又强调说：“夫不立人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年表犹其次焉者耳，而人表方为史家怪笑，不敢复犯……专门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集众所长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强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棼。故曰断代之史，约计三门，皆不可无人表也（19）”。实斋于人表效用，阐释最详，认为它不失为处理不同详略的经济史体，亦可谓持平之论。
    再者，《人表》之创制，除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有所贡献外，亦颇能反映出东汉时期品评历史人物的标准，以及对魏晋九品论人风气之影响，是研究汉晋思想史不可忽略的材料。钱大昕“独爱其表章正学，有功名教。识见迥非寻常所能及”（20），但这种意义在今天亦已转化为对研究史学史和思想史的助益了。
    1986年11月5日于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