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史记》研究领域,因其研究方式长期蹈常袭故,致使《史记》在日本的史学影响至今无人问津。有鉴于此,拙文谨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史记》传入日本以后,直接给日本早期国史的编撰造成了巨大影响。现经考定,《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始传日本的。此事关系重大,因为它是中国史学传入日本的标志。当时,日本尚无自己的国史,更无史学可言。直到公元712年,《古事记》才得以问世;公元720年,《日本书纪》才正式撰成。这就是日本两部早期的国史。那么,《史记》对它们的编撰影响怎样呢? 首先,《古事记》与《史记》之间明显存在吸取与被吸取的关系。其根据为:从时间角度分析,《古事记》的成书要比《史记》传入日本晚100多年。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落后的日本向往和吸收着先进的中国文化。因此,《史记》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对《古事记》的酝酿和撰写发生作用。日本学术界曾经有人讲过:“《史记》、《三国志》之类的史书,对我国的学术发展产生过无可估量的影响”。①既然如此,《史记》作为举世闻名的史学名著,一经传入尚无史书和史学的日本,对其早期国史的编撰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况且,《古事记》的作者安万侣谙于汉学,当他编撰之时,理所当然地要对一百多年以前就已传入日本的《史记》进行研究和借鉴。从二者名称的角度分析,《古事记》与《史记》的关系尤为紧密。虽然《史记》一度称为其它名称,但其传入日本之时必称《史记》。因为冈田正之博士的《日本汉文学史》在论述圣德太子的政绩时屡称“《史记》”,即是证明。《古事记》作为日本第一部国史,称“记”而不称“志”、“书”等,显然是采用的《史记》之“记”。从二者取材的角度分析, 《古事记》的很多记载同《史记》相似。比如:《史记》记载传说时代,有“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②《古事记》记载传说时代,也有“修固这个漂浮着的国家。”③这就表明,安万侣是在仿效司马迁的写法,以同样的笔调记载神代洪水浸漫之事。对于二者记载相似的现象,日本著名学者津田左右吉亦曾论及。比如,他在研究《古事记》时明确指出:“(仁德)天皇同宇治之纪(稚)郎子相互让位的传说,理当出自儒家思想。它在构想弟子受爱的同时,似乎重视了吴太伯与伯夷叔齐的故事。”④《古事记》和《史记》的很多记载之所以非常相似,是因为安万侣在撰述过程中大量参考和采纳了《史记》的写法。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已经证明:《史记》传入日本以后,因其史学影响所及,直接促成了《古事记》的最先问世。 其次,《日本书纪》的作者在撰述过程中,直接利用过《史记》。日本史学家坂本太郎曾经指出:“《日本书纪》在史书的直接利用方面,是以《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蜀志》除外)为中心的。《梁书》、《隋书》利用了一部分(《史记》是否直接被利用,尚是问题)。”⑤其实,《日本书纪》直接利用《史记》之事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第一,《日本书纪》在编撰过程中直接借鉴了《史记》的体例。从表面上看,《史记》是纪传体,《日本书纪》是编年体,似不存在后者借鉴前者体例的可能。其实不然,因为坂本太郎先生已经明确指出《日本书纪》在史书的利用方面,“是以《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为中心的”。既然如此,就应看到,《两汉书》及《三国志》从本质上讲是《史记》体例的继承和发展,具体例之本在于《史记》。因此,《日本书纪》的体例之本也在《史记》。或许有人会问,《日本书纪》既是编年体,是否取资于《春秋》和《左传》呢?本文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客观上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日本书纪》是编年体通史!《春秋》和《左氏春秋》充其量也只是鲁国的国史,在《日本书纪》成书之前,仅有《史记》属于通史。所以,《日本书纪》的通史体例来自《史记》。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事实应该提及:编年体通史借鉴《史记》体例在我国也可找到实证。比如,公元1082年成书的《资治通鉴》就曾引用了《史记》的部分体例,因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就是仿效《史记》的“年表”而作的。宋人郑樵在分析《史记》的“五体结构”时曾说:“本纪纪年,世家传代”⑥。通观《史记》,其“本纪”和“世家”编年成份甚重。这就说明,中国“二体”史书,“纪传”含有编年成份,“编年”含有纪传因素。故此,在从事某些具体研究之时,断然不可将“二体”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书纪》称“纪”,实际采用的是《史记》“本纪”体例。再者,《史记》之“纪”是用以“包举大端”的。所谓“大端”,实为帝王之事,亦即裴松之《史目》所说的“天子称本纪”。《日本书纪》的“纪”同样是用以包举天皇、大王这个“大端”的。所述诸例,均是《日本书纪》直接采用《史记》体例的佐证。第二,《日本书纪》在编撰程序上直接参考了《史记》。众所周知,《史记》开卷即是记载传说时代的《五帝本纪》。《日本书纪》开卷亦是名曰“神代”的神话故事。为了两相比较,特从二者之中各举一例。《五帝本纪》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其中,依《衷弱子》所释:“其子未七旬曰弱。”不满七十天的弱子便会说话,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记载全是神话。《日本书纪》卷第一《神代上》的记载更神:“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浑沌如鸡子、溟{K19102.jpg}而含牙。……伊奘诺尊、伊奘冉尊立于天浮桥上,共计曰:‘底下其天国欤?’乃以天之琼矛,指下而挥之。”这类神话一部分是日本列岛上口口相传而被引用的,一部分则是从汉籍中移植过去的。比如“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就出自《淮南子·叔真训》。这种移植本身就已证明《日本书纪》对当时所见的大量汉籍实行了综合利用。因为这类现象显而易见,故可暂辍不论。所要明确指出的是,以上神话记载是《日本书纪》在编撰程序上直接利用《史记》的铁证。因为坂本先生所说的《两汉书》和《三国志》都是断代史书,全然不能以神话传说时代开篇。只有《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才给《日本书纪》提供了这方面可以直接利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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