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史记》专家们具有很多可贵精神。考察和探索这些可贵精神，有助于对《史记》在日本产生巨大史学影响的理解。
    可贵精神之一：密切配合。这里之所以将日本《史记》专家们密切配合的行为认定为可贵精神，是因为这种精神在日本史学界产生了很多积极作用。无数事实证明，从事科学研究，特别需要同仁之间的密切配合，日本《史记》专家们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使其成果得以完善的。
    众所周知，泷川君山博士的《史记会注考证》在日、中两国的学术影响颇大。但是，金无足赤，泷川之书亦有不足。其主要表现为讹误较多。正是因为这种欠点的存在，在我国出现了一些针砭其短的文章和专书。据现有的材料分析，较有代表性的批评之作当首推宁乡鲁实先所著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论其才华，鲁氏之作堪称横溢；论其辞藻，鲁氏之作可谓精美。然该作将泷川之书目为“体例未精”、“校勘未善”、“采揖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剿窃”和“去取不明”，大有全盘否定之势，其言辞尖刻过份，着实有失礼仪，似不足取。所以，本文不得不以直言表明看法：泷川含辛茹苦、勤奋著述长达廿余年，斫轮之功不容否定！平心而论，《史记会注考证》毕竟卷帙宏大，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即便如此，《史记》研究工作者仍然将其当作案头必备之物，因为该书的确是瑕不掩瑜。同时应该看到：学术之事，需要善意加求实的批评，因为它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但是，缺乏气度的攻击和脱离事实的贬辞不可多用，因为它们是阑殚无力的象征。谈到这里，有必要提及：虽然一度出现过企图否定泷川之书的怪事，但是，真正补正泷川《史记》之短的是日人水泽利忠博士，他写了《史证会注考证校补》一书。水泽博士能够继踵撰成校补之作，充分体现了他同泷川君山之间的密切配合。今天，倘若还要写出针砭泷川《史记》的缺点的文章的话，那么，在写作之时也应读一点水泽博士的《补正》。提出这种看法倒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大量的重复劳动，而是为了领略泷川与水泽之间密切配合的可贵精神。
    可贵精神之二：扎实认真。在众多的日本《史记》研究专家中，大都具有扎实认真的可贵精神。限于篇幅，谨举一例。井上正先生写过一篇题为《史记之指导》的论文。该文是对日本高中语文教材取自《史记》的“鸡鸣狗盗”等课文的教学指导。因为井上先生对《史记》原文进行过扎实认真地研究，所以该文写得很有深度。比如：“鸡鸣狗盗”的“主题”为：
    通过了解孟尝君依靠食客的力量得以免难的故事，思考战国末期人们的生存方式。“鸡鸣狗盗”的“现代价值”为：
    孟尝君运用有为之士，能体现他是那个时代的新型政治家吗？你所接触的孟尝君是在收集大量的无赖吗？他是单纯赌徒式的男子吗？围绕这些问题，根据学生可能产生的意识，运用集体讨论的授课方式，深入理解和鉴赏，进而领会司马迁的本意。这样一来，作为教材的价值就能得到充分体现。⑧
    在我们看来，“鸡鸣狗盗”只是《孟尝君列传》中的一个小小故事，常为茶余饭后的聊天内容。但是，井上先生却将它当成了学习《史记》的范文。他在“主题”中将其上升到了“思考战国末期人们的生存方式”的高度，可谓以小见大，立意不凡。这种“主题”奇就奇在以高度概括而又平实的文学将学生一下引入了透过历史表象观察历史本质的哲学思辩的轨道。这正是教师讲授传纪作品的关键环节。此外，从其“现代价值”的“指导”看，所涉问题足以证明井上先生对《史记》进行过扎实认真地研究。故而认为“鸡鸣狗盗”是一篇好的教材。这是因为，其中反映的是孟尝君凭借食客得以免难之事。然而，这些食客所采用的手段或是仿效鸡鸣，或者学看狗叫。后人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自然会产生众多的分歧。井上先生正是借用这种存在争议的历史事件对学生进行指导，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鸡鸣狗盗”的这种于育人有用的重要价值，就是井上先生所取的“现代价值”！没有对于《史记》扎实认真研究的精神，是断然不会发掘和利用这种“现代价值”的！
    可贵精神之三：勇于献身。说日本《史记》专家们具有勇于献身的可贵精神，绝非危言。因为已故的野口定男先生就是具有这种可贵精神的突出代表。他的一生，同《史记》结下了不解之缘。特别是在立教大学执教的二十年间，更是如此。据史料记载，他在昭和36年至37年，讲授“关于《史记》的人物》”；昭和38年至40年，讲授“关于《史记·列传》中的人物”；昭和43年至44年，讲授“《史记》论考”；昭和49年至54年，讲授“《史记》人物的探索”。在此期间，除耗费大量心血从事《史记》教学工作以外，还在《史记》研究方面推出了大量成果，先后发表的论文有：《史记与自信》、《关于〈史记〉的读法》、《我的中国古典读法》、《始皇帝之出生与吕不韦》、《论张良》、《关于史记列传中的“客”》等等。野口的好友宇野义方曾说：在我们这些野口先生的知音之间，“野口即《史记》，《史记》即野口”的话语是通用的。他所写论文为数不少，故欲归集一部题为《读史记》的专著。因为立教大学规定六十五岁退职，在此之前，集成该书，乃是他的夙愿。⑨作为一位长年从事《史记》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想在退职之前将其成果缀为一体，实为天经地义之事。然而，正因为他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呕心沥血地从事着《史记》的教学和研究，在其未有实现夙愿之前，无情的病魔夺走了这位德高望众的老人的生命--“实在太遗憾了！因为医生烦心的野口不接受定期体检，故在其毫无感觉的情况下，病情却在不知不觉地发展着。身体的不适，衰弱的加剧，是胸膜癌在作祟。他被送进东京筑地圣路加国际病院之后，仅仅半月，便于昭和54年10月18日凌晨3时55分与世长辞了，享年62岁。噩耗迅速传来，人们简直不敢相信……”。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