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文学”，是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据此，考察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著述《史通》，发现有不少关于历史文学的论述。现试对其分析评论。
    一
    刘知几的历史文学理论，有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实录”，一是“简洁”。
    所谓“实录”，就是要求作者运用翔实可靠的史料，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良史以直录实书为贵。”（《史通·惑经》。以下引用《史通》，只注篇名）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或历史典籍，都是客观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二者对于“真实”的要求是不同的。历史典籍要求的“真实”是对客观的“实录”，而不允许有丝毫虚构。“史之为务，申以劝诚，树之风声。”（《直书》）“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人物》）通过直书善恶，使史籍起到诫世，示后的社会教育作用，正是史家的神圣职责。而要做到“实录”，要求史家“贵在执中”，“苦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奋情肆笔，无所阿容。”（《直书》）设若阿容权势，虚美隐恶，则其所书，必会是“镂冰为璧，不可得而用也；画地为饼，不可得而食也。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载文》）换言之，“实录”是治史的基本原则，也是编写技巧的前提，记载不实而空言技巧，乃为史之大忌。
    所谓“简洁”，主要讲史书的文字表达技巧。刘知几认为，当以“简洁”为上乘，“若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鉴识》）“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言语》）没有艺术性的史籍是难以传之后世的。同时，刘氏又强调，史书之“文”，绝非华而不实，只追求文字华美，“虚加练饰，轻事雕彩”，就会造成“文非文，史非史”，（《叙事》）这也是为史之大忌。
    刘氏理想中的史籍，就是坚持了“实录”与“简洁”这两个原则的典籍。“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叙事》）他认为《左传》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是史籍“千载之典范”，并说：“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人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杂说上》）“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也。”（《载文》）只有这样的史籍，才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使读之者为之解颐，闻之者为之抚掌。“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申左》）
    “实录”和“简洁”这两个基本原则是《史通》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内容，也是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实录”要求“博采”，而“简洁”则要求“善择”，“实录”要求史实的真实性，而“简洁”则要求史籍的艺术感染力。二者既是思想内容和载体形式的统一，又是史家思想品质与艺术修养的统一。刘氏这两条基本原则，既是对唐以前历史典籍的总结，又成了判断史籍撰写是否成功的两条基本标准。这对今人治史不乏启迪意义。
    二
    围绕“实录”与“简洁”两个基本原则，《史通》又从以下六个方面对历史文学理论作了具体的阐发。
    一、历史典籍与现实的关系。一部作品，从本质上说，对对象要么赞成，要么反对。漠不关心的艺术作品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因为人不是照相机，他不是给现实拍照，他或是肯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毁坏现实。刘知几认为：“惩恶劝善”、“树之风声”，“记功书过，彰善癉恶”是写作史籍的目的。史籍来源于客观史实，然后由历史学家典型集中后写成实现其惩恶劝善、治国安邦的愿望。
    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一样，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封建社会则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理”与“道”，从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进行“惩劝”。“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腃言。”（《模拟》）这个“本”，就是统治阶级的根本道德原则，是史家撰述史籍的出发点。刘氏在谈到《春秋》时说：“据人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六家》）这个“人事”与“人道”，也就是封建史家必须遵循的原则，以期“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计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惑经》）起到“诫世”与“示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