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史》的纂修问题，近来接连发表了几篇论文，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探索。①拜读之后，颇受启发，同时也觉得有些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元史》的编纂班子
    为了纂修《元史》，朱元璋指定宋濂、王祎为总裁，两次开史局。据李善长《进〈元史〉表》（实系宋濂作）中记，第一次入史局的有汪克宽、胡翰、宋僖、陶凯、陈基、赵壎、曾鲁、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錡、傅著、谢徽、高启，共16人。《明太祖实录》卷三九所载同。参加第二次史局的成员，据宋濂《〈元史〉目录后记》中载，有赵壎、朱右、贝琼、朱世濂、王廉、王彝、张孟兼、高逊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俞寅、殷弼，共15人。其中赵壎“能终始其事”，前后两次入史局。②因而，除总裁之外，参与修纂的共30人。但是，据《明太祖实录》卷五四记载，第二次召入史局的为14人，无王廉。《明史》卷二八五《文苑·赵壎传》同。宋濂为《元史》总裁，开列的名单不应有误。《实录》是官修文献，一般来说，有关人事的记载也是有所本的。出现差异的原因何在呢？这大概与王廉在洪武三年的经历有关。
    王廉，字熙阳，括苍（今浙江丽水）人。“以能文辞称”。洪武三年四月，奉命出使安南，四年二月还。回国后作《南征录》，宋濂为之作序。③《元史》的第二次纂修在三年的二月至七月之间。可以认为，王廉原来参加修史，但因奉命出使，中途退出，未能终事。因此，宋濂记录他的名字及《实录》的不载，都是有道理的。
    这30位纂修人员的情况，《明史》中有记载的24人，即赵壎、汪克宽、陶凯、曾鲁、高启、赵汸、贝琼、高逊志、宋僖、陈基、张文海、徐尊生、傅恕、傅著、谢徽、朱右、朱廉（朱世濂）、王彝、张孟兼、李汶、张宣、张简、胡翰、杜寅。其中不少人有诗文传世，有的还有碑传文字可资生平考证。王廉不见于《明史》，但其事迹已见上面所述。殷弼，华亭（今江苏松江）人，元末曾为枢密分院参谋官。④其余4人（黄篪、王錡、李懋、俞寅）事迹不可考。⑤
    按照什么标准组成这个班子，这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宋濂说：“乃洪武元年十有一月，命启十三朝《实录》，建局删修，而诏宋濂、王祎总裁其事。起山林遗逸之士协恭共成之，以其不仕于元而得笔删之公也。”⑥纂修者之一赵汸说：“圣天子既平海内，尽辇胜国图史典籍归于京师。乃诏修《元史》，起山林遗逸之士使执笔焉。凡文儒之在官者，无与于是。在廷之臣，各举所知以应诏。”⑦可见，朱元璋在选择纂修人员时，是有明确标准的：一是“不仕于元”；二是不“在官”，也就是不在明朝政府中任职。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就是“山林遗逸之士”、“岩穴之士”。朱元璋定下这样的标准，主要用意是表示自己对元朝历史采取客观、公平的态度，收买人心；同时，这也排斥了元朝“遗臣”参加这一工作的可能性。从已知的二十余人状况来看，其中绝大多数确实都是在元代和明初都不曾出仕的文人儒生；也有几位曾在元代任地方儒学的学官，如赵壎当过江西上饶的县学教谕，宋僖任江西繁昌的县学教谕，而胡翰在明初曾为衢州教授，朱廉为书院山长。学官的职责是教育学生，其地位和待遇均与行政系统的官吏有很大的差别，而且他们的薪俸所得，一般来自学校田产的收入，与行政官吏由政府支付不同。因而，在人们心目中往往将学官与行政系统的官员区别开来，元初有不少“遗民”不愿出仕新朝，但却出任儒学的教官，因为在他们看来，出任行政系统的官员是为新朝服务，出任学官则是延续历代相传的文化，二者性质是不同的。因此，修《元史》时，选拔若干原来曾为学官的人参加，是很自然的。例外的是陈基与殷弼。陈基在元末曾任经筵检讨，后又入割据浙西的张士诚幕府，官学士，曾为张士诚起草过大量文檄。殷弼是华亭人，华亭在元末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他显然是在张士诚治下充当枢密分院参谋官职务的。朱元璋为什么破例选择这两人入史局，原因不可得知。但总的来说，《元史》编纂班子主要是由“山林隐逸之士”组成，还是讲得过去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朱元璋修史的目的，在于网罗前代遗臣，给予高官厚禄，使其为新王朝服务，老死于文字之间，削弱并消弭他们的反抗思想，这样不仅偃武修文，还可粉饰太平。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元史》编纂班子主要由“山林隐逸之士”组成，勉强够得上“遗臣”的只有个别人。而且修史前后不过二年，也谈不上“老死于文字之间”；修史结束后有的遣归，有的任以官职，其中以翰林国史院系统最多（赵壎、谢徽、陶凯、徐尊生、朱右、朱廉等），不过七八品而已，决够不上“高官厚禄”。纂修人员中后来唯一升到较高品阶的是陶凯，但其在修史后亦不过授翰林应奉（正七品）而已，后来的升迁与修《元史》无关。
    从已知26人的籍贯来看，其中浙东9人（胡翰、陶凯、陈基、张文海、王廉、 傅恕、朱右、朱世濂、张孟兼），浙西11人（宋僖、徐尊生、傅著、谢徽、高启、贝琼、王彝、张宣、张简、杜寅、殷弼），江东3人（汪克宽、赵汸、李汶），江西2人（赵壎、曾鲁）。以上都是长江以南人。两位总裁都是浙东人。唯一例外是高逊志，他是萧县（今安徽萧县）人。萧县在淮河以北，元代属河南行省，因此高逊志在当时应属“北人”。但他长期在嘉兴、“吴门”（平江、即苏州）寓居，在那里读书，实际上也可归入浙西之列。⑧这就是说，《元史》的编纂班子实际上是由江南、特别是两浙（浙东西）的文人儒生组成的。这决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兴起于淮西，但他的发展主要在渡江以后，江东西和浙东，很早就成为朱元璋的势力范围，随后浙西也落入他的掌握。对于朱元璋来说，他最熟悉的江东西和浙东西地区，包括这些地区的文人儒生。事实上，三十人中的汪克宽、胡翰，早在朱元璋进军过程中，已经和他见过面。朱元璋选择《元史》修纂人员时，优先从这些地区考虑人选是很自然的。何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地区（特别是浙西）的文化最为发达，有一大批知名的文人、儒生，这是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朱元璋挑选的两位总裁都是浙东人，他们在元末已经知名，和浙东西、江东西的文人儒生有广泛的交游。参与纂修的人员中，可以考定的与他们早有联系的为数甚多。例如江东休宁的经学家赵汸早就和宋、王二人相识，他在应征后说：“汸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纵出亦无补于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见于契阔之余，事固有非偶然者……盖余与宋公不相见者数载，而事充（即王祎——引者）则十有余年矣。⑨朱右应征出于宋濂的推荐。⑩张孟兼是宋濂的同乡后学，深得宋濂赞赏。（11）王祎曾“客吴”，自称“平生交友留吴中居多”（12），第二次史局的成员张简便是他的友人。（13）他曾推荐徐一夔入史局，因徐坚辞，不曾入选。（14）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宋、王二人在确定史局修纂人选方面，无疑是起了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