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史》编纂工作的组织和分工
    《元史》的纂修机构，称为史局，设在始建于元代的一所著名寺院——南京天界寺。元文宗图帖睦尔称帝前曾在集庆（南京）居住，登极后将在南京的住宅改建为佛寺，赐名大龙翔集庆寺。（32）明朝建立后，改名为天界寺。修史人员的住宿和工作都在这里。高启的《寓天界寺雨中登西阁》、《夜坐天界西轩》、《天界翫月》、《寓天界寺》等诗篇，便是在天界寺修史时所作。（33）
    《元史》的纂修，名义上由丞相李善长监修，实际上是由礼部负责。宋濂说：“史事贵严，诏命礼部统之……当是时，尚书藁城崔公恒往来乎局中。”（34）崔公即崔亮，字公明。最初应征修史的还有操琰（字公琬），因病告归，“礼部尚书崔公、侍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告”，同意操琰回家养病。（35）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顺帝一朝史料，也是由“礼部尚书崔亮、主事黄肃与［宋］濂等发凡举例”并奏派人员的。（36）从这些记载来看，崔亮对于《元史》的修纂，是起了不少作用的。《明史·崔亮传》只叙述他在建立礼制方面的贡献，没有提到为《元史》纂修所作的努力，应该说是不全面的。上述“侍郎傅公”应即是高启《送礼部傅侍郎赴浙西按察》一诗中的傅让（37），他是协助崔亮进行工作的。
    明初郑楷为宋濂撰写的行状中说：“时编摩之士皆山林布衣，举凡发例，一仰于先生。先生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纪传之大者，同列敛手承命而已。逾年书成，先生之功居多。”（38）郑济为王祎所撰行状中则说：“公于史事雅擅其长，力任笔削之劳，一无所诿。”（39）从这些记载看来，全书体例及指导思想以及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出于宋濂，王祎的作用则是对初稿进行修改和加工。从史局内部来说，这大概是符合事实的。但是，我们决不可忽视朱元璋在《元史》纂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纂修〈元史〉凡例》（应出于宋濂手笔）中说：“今修《元史》，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宋濂为李善长起草的《进〈元史〉表》中说：“特诏遗逸之士，欲求论议之公。文辞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苟善恶了然在目，庶劝惩有益于人。此皆天语之丁宁，足见圣心之广大。”可见，朱元璋从体例到文字，都作过具体的指示。至于编纂《元史》的指导思想，他在接见第一批修史人员时，也作过明确的训示。（40）赵汸讲过一段话，可以有助于了解朱元璋在《元史》修纂中的作用。他说：“士之在山林，与在朝廷异，其于著述亦然。”“今吾人挟其山林之学，以登于朝廷之上，则其茫然若失、凛然不敢自放者，岂无所惧而然哉。尚赖天子明圣，有旨即旧志成书，凡笔削悉取睿断，不以其不能为诸生罪，蒙德至渥也……如汸者，亦得以预闻纂修自诡，岂非其幸欤！”（41）这番话比较含蓄，但很真实地道出了赵汸及其他参与纂修人员的心情。《元史》的纂修，一方面涉及元朝的评价问题，另一方面涉及明朝如何建立问题，在当时情况下都是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出大乱子，对这一点这些“山林遗逸之士”当然不会不清楚的。面对这些问题，他们“茫然若失、凛然不敢自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朱元璋指示“即旧志成书”（根据《实录》和《经世大典》等文献编纂）以及“笔削悉取睿断”的做法，无疑使他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显然，《元史》的重大问题都是“睿断”亦即朱元璋钦定的。这样一来，编纂者不用承担政治责任了，这对他们来说，确是“蒙德至睿也”。由此，我们对上引宋濂《行状》中的一段话也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朱元璋有关《元史》的“睿断”当然都是通过宋濂来贯彻的，他的“同列”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只能“敛手承命而已”。总之，《元史》纂修的整个过程，从编纂人员的挑选，指导思想和编辑体例的确定，文字风格的要求，资料的利用，以至删改定稿，无不听命于朱元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元史》的真正总裁应该是朱元璋。
    关于《元史》各部分的具体分工问题，没有留下多少记载。钱大昕有一则读《元史》札记，题为《史臣分修志传姓名可考者》，其中说：“《五行志》，胡翰撰，其序论载文集中，《外国传》则宋僖撰，《静志居诗话》载其寄宋学士诗云：‘修史与末役，乏才媿群贤。强述《外国传》，荒疏仅成篇。’谓自高丽以下，悉其手笔。然此数篇最为浅率，观其寄潜溪诗，则荒疏之病，无逸固未尝自讳也。”（42）钱大昕此处所举两例，并非他的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庸庵集”（宋僖撰）和“胡仲子集”（胡翰撰）二条已经分别说过。（43）宋僖的“寄宋学士诗”原题《寄宋景濂先生三十韵》，载《庸庵集》卷二。胡翰的《五行志序论》，载《胡仲子集》卷一。
    除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钱大昕所述之外，还可以作一些补充。胡翰所负责的，并不限于《五行志》。吴沉为胡翰所作墓铭中说：“洪武己酉，奉旨纂修《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实录及拜住丞相等传。”（44）此文所述有不确切的地方，应是据《实录》修英宗本纪、睿宗传，并撰有拜住等传。此外，胡翰的文集中有一篇《元宪宗谕功臣诰》，文后跋云：“此诰见《元史·忙哥撒儿传》中，方北庭草创，其言尔雅有如此者，中统、至元诸公未之或逮也。因表而出之，加笔削焉。”（45）胡翰对这篇诰文曾加修改（“笔削”），而诰文与《元史》所载相同，说明《元史·忙哥撒儿传》应亦出于胡翰之手。又，胡翰在《医前论》中说：“会国家修《元史》，黾勉执笔以从事，历采方技所载，未有卓卓如古者。”（46）则《元史·方技传》亦可能是胡翰所作。
    高启的文集中收有《〈元史·历志〉序》和《〈元史·列女传〉序》（47），足征二者出于他的手笔。另据高启说：“余尝与修《元史》，考其故实，见士之行义于乡，能济人之急者，皆具录焉。或谓死丧疾病之相救助，固乡党朋友之事，非甚难能者，夫何足书？余则以为自世教衰，人于父子昆弟之恩犹或薄焉，其视他人之危，能援手投足以拯之者，于世果多得乎！不多则君子宜与之，不可使遂泯也，乃采其尤卓卓者为著于篇。”“余尝预修《元史》，见民之以孝义闻于朝者颇众……皆得具著于篇。”（48）按，《元史·孝友传》既收录“事亲笃孝者”，又有“散财周急者”。宋濂说，修史时各地所送史料中，“孝友之人，动至数千”，所述事迹大都夸夸其谈，没有实在的东西，因此他“命史官高启撰次成编，而亲为笔削之，唯存一百六人”（49）。以高启、宋濂所说相印证，《元史·孝友传》应为高启所作。
    应该说明的是，《元史·列女传》分二卷，即《元史》卷二百、二百一。《列女传二》所收多数为元顺帝时事。据《元史》编纂者之一徐尊生说，当第二次开史局时，他在礼部礼局（编纂礼书的机构）工作，“修《礼》之隙，过史馆求观所采，则［童］烈妇在焉。盖至正之乱，妇女死者几三百人。史官以其不可胜纪，多删去不录，予因劝择其尤明白卓伟者存之，仅十之一，而烈妇遂牵联得书。”（50）徐尊生所说的“烈妇”即《列女传二》中所收严州人俞士渊妻童氏。由所述可知，《列女传二》应系第二次续修。高启是第一次史局的成员，他所完成的只是《列女传一》。《孝友传》也分二卷，即《元史》卷一九七、一九八。《孝友传二》以顺帝时人为主，可以推知，高启完成的亦应是《孝友传一》，《孝友传二》是第二次史局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