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总裁的选定。宋濂在宋元之际以博学、善文辞著称。明朝开国功臣、大政治家刘基曾对朱元璋说，天下文章以宋濂为第一，自己第二，张孟兼第三。（15）刘基素来自负，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知识分子对宋濂的推重。朱元璋渡江后不久，宋濂即与刘基、章溢、叶琛一起应聘入幕府，朱元璋尊称之为“浙东四先生”。与其余三人不同的是，宋濂的活动限于文字方面，朱元璋的许多文告，都出于他的手笔，后来被推崇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为人谨慎小心，对朱元璋的意图能够忠实贯彻，因而深得信任。众所周知，朱元璋急急忙忙修《元史》，是有明确政治意图的，那便是宣传元朝气数已尽，明朝的建立是“天命”所归，他自己是应天顺命的正统君主。为了这一意图得到充分的实现，他需要不仅有学识和声望，而且必须能够忠实听命的人来主持编纂工作，宋濂正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最合适人选。王祎也是在朱元璋渡江后不久投奔于他的。但王祎曾长时间任职于地方，被召修《元史》时任漳州府通判，与朱元璋的关系比较疏远。王祎与宋濂“居同郡，学同师”（16），曾为宋濂作传，为宋濂的文集作序，两人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17）宋濂对王祎的文才也有很高的评价。（18）很可能，王祎之得以与宋濂并列为总裁，得力于宋濂的推荐。
    对于以宋濂、王祎为首的《元史》编纂班子，清代大史学家钱大昕的评价极低。他说：“金华（指宋濂——引者）、乌伤（指王祎、乌伤即义乌——引者）两公，本非史才。所选史官，又皆草泽迂生，不谙掌故，于蒙古语言文字，素非谙习，开口便错。即假以时日，犹不免秽史之讥；况成书之期又不及一岁乎！”（19）“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书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挦扯，无不差谬。”（20）清代另一位名学者朱彝尊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说：“明修《元史》，先后三十史官，类皆宿儒才彦，且以宋濂、王祎充总裁，宜其述作高于今古，乃并三史（指元代所修辽、金、元三史——引者）之不若。无他，声名文物的不典，而又迫之以速成故也。”（21）“以宋濂、王祎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宽、赵汸、陈基、胡翰、贝琼、高启、王彝诸君之文学经术，宜其陵轶前人，顾反居诸史之下。无他，迫于时日故也。”（22）在钱大昕看来，这个班子根本不行，不具备编史的条件。朱彝尊则认为班子的人选是合适的，问题是时间太紧迫，再加上元代的“声名文物”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殊性。两人的看法显然有很大的差别。
    应该承认，编纂班子中的大多数（或者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当时享有一定声望的文人儒生，有的擅长辞章，有的则以经术著称。不少人著作等身，胡翰、陈基、张孟兼、朱右、宋僖、高启、贝琼、王彝、张宣、汪克宽、赵汸等人，都有诗文集流传至今。其中如汪克宽、赵汸的经学，张孟兼的辞章，高启的诗文，曾鲁的博学，在元明之际是有盛名的。当时的一位著名学者曾说：“一时纂修诸公，如胡仲申（胡翰）、陶中立（陶凯）、赵伯友（赵壎）、赵子常（赵汸）、徐大年（徐尊生）辈，皆有史才史学。”（23）明代中期有人说：“当是时修《元史》者三十有二人，皆极天下之选。”（24）都是有一定根据的。总之，按照朱元璋的标准，在江南地区挑选人才，被征入史局的三十人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的。朱彝尊称他们为“宿儒才彦”，并非过誉之词。但是，具体到编纂《元史》来说，这个班子确实又是有很大弱点的。首先，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些编纂人员中间大概是没有人“谙习”“蒙古语言文字”的。元代流行蒙古语，如不懂蒙语，许多典章制度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其次，这些生长江南的“山林遗逸之士”，除个别人外，在元代均未出仕；除少数人（王祎、陈基等）外都没有到过元朝的政治中心大都（今北京）。在信息闭塞的封建社会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元朝的典章制度以及政治、经济的全面情况，也不可能有很多的了解。他们中有的人即使有“史才”、“史学”，也不过是熟习中国传统史学的体例、笔法而已，具体到修《元史》，并不是合适的人选。简单归纳一下，朱彝尊的看法有合理的地方，《元史》纂修班子确是由一些有声望的文人、学者组成的。但从整体来看，这个班子的知识结构对于纂修《元史》来说是不理想的。《元史》存在的种种缺陷（钱大昕、朱彝尊等人都曾加以指摘），是与这个班子有很大关系的，并不完全是时间紧迫所致。
    关于两位总裁，有必要多说几句。宋濂主要是一位“词华之士”，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不能说在历史学方面没有修养。王祎为宋濂早期作品《浦阳文艺录》作序时说过：“景濂（宋濂字——引者）有志史学而心存至今。”（25）足见他对史学是留心的。但是，他有志史学但并没有过象样的史学著作，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受命修《元史》以前他的作品中可以列入“史学”的不过是一些有关乡土人物的记述。对于主持纂修一个朝代的历史来说，这样的史学基础显然是不够的。何况由于他元末长期僻居乡间，对元朝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状况，都不甚了解。可以说，《元史》编纂班子在知识结构方面的弱点，集中表现在宋濂身上。相比之下，王祎在修史条件方面比宋濂要好得多。王祎为谋求做官，曾于至正七年（1347）到大都活动，但没有找到门路，在至正十年（1350）失望而归。王祎对元代历史颇为留心，他曾以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为基础，扩大范围，广搜资料，编成一部《国朝名臣列传》，“总百有二十［人］，辄用正史之体，仿宋《东都事略》而为之”（26）。此书未见流传，但王祎的文集中有《拟元列传二首（许衡、郭守敬）》和《拟元儒林传二首（金履祥、许谦）》（27），应即《国朝名臣列传》中的部分内容。他的文集中还有《代国史院进〈后妃功臣列传〉表》。（28）元朝翰林国史院编纂《后妃功臣列传》，几起几落，最后完成于至正八年（1343）。王祎此文应系代人作或拟作，但可说明他关心此事，很有可能还看过此书的稿本。从上面这些情况来看，他对元代历史是有比较丰富的知识的。同时，三年大都生活，使他对元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也有一定的了解，这从他写的《上京大宴诗序》（29）、《端本堂颂》、《日月山祀天颂》、《兴龙笙颂》（30）等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来。可以认为在整个修纂班子中，王祎是比较具备条件的一位，把他看成为单纯的“才华之士”是不公正的。
    从明初的状况来看，最适合修《元史》的是元朝的“遗臣”危素。危素在元朝末年长期任职，曾参与辽、金、宋三史的史料征集与修撰以及《后妃功臣传》的编纂。他了解元代的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对顺帝一朝史事，更为熟悉。明兵入大都时，危素想自杀，但旁人劝他说：“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他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这也许是危素或他的友人为他没有“殉节”所制造的辩解之词，但也可以说明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他是修纂《元史》的最合适人选。正因为以修史自命，所以在明军入大都后，危素便主动报告十三朝实录的收藏情况，使这些珍贵的文献得以保存下来。宋濂与危素“相知特深”，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前，危素曾推荐宋濂入史馆，虽未成功，但宋濂对他一直抱有好感。可以想见，宋濂是不会反对与危素合作修纂《元史》的。但是，前述朱元璋的规定，完全排除了危素（他已被任命为新朝的翰林侍讲学士）参与修史的可能性。显然，朱元璋对于危素以及其他元朝“遗臣”是心怀疑忌的，他不会不知道危素的专长和声望。有关修纂人员“不仕于元”和不在官的规定，很可能就是针对危素而发的。据碑铭记载，危素撰有《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31），可惜已不可得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