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史局的修撰人员王彝曾两次提到《元史·释老传》。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历代史官不为释老之传，或老氏有可书者，则以置之《方技传》中。至皇明修《元史》，始别有《释老传》之目。而老氏首丘处机、释氏首八思巴，且各有数人焉。张雨生东南，以工书善诗为道流，一时学士大夫若赵文敏、虞文靖、黄文献诸公多与之游，乃不得入传。或者疑之。然处机、八思巴之徒，其在太祖时大抵皆以功业显，故释老氏有传，盖不徒以其法而然者，则夫雨之可传正不在此。余尝执笔从史官，得预其议。”（51）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元之造邦……至于佛老氏若丘处机及八合思巴者亦咸有功焉。则凡其徒为之言又乌可已哉。此《释老传》所以作也。”（52）他没有明说自己是《释老传》的作者，但对此一再言之，使人不免有此种感觉。从他所述可知，《释老传》入选的标准是政治上的作为，而不是其他，此其一；其次，《释老传》应是第二次开史局时所作。
    王祎的文集中有《刘焘孙传》，文后有一段话：“余顷奉诏修《元史》，于凡以死殉国者必谨书之，历世教扶人纪也。当时得耕孙（焘孙之兄刘耕孙——引者）死事，既已登载……”（53）。可见《元史·忠义传》应出于王祎之手，刘耕孙事迹见《忠义传三》。文集中又有《书闽死事》（54），述元末福建死事官员柏帖穆尔和迭理弥实二人事迹，和《元史·忠义传四》所载大致相同，但后者文字较为简略。显然，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删定的。王祎大概在修成《元史·忠义传》之后，将初稿保存下来，成为一篇单独的作品。另据徐尊生说，“歙人郑征君以死节在采中”，有人主张删去不录，经他提出意见，“总裁宋景濂是之，乃为之传”（55）。郑征君即郑玉，其生平见《元史·忠义传四》，他是拒绝朱元璋部将的征聘而自杀的，因此在是否入《忠义传》问题上发生争议，最后由宋濂裁定。可见《忠义传》的取舍最后决定于宋濂，这正说明了宋、王二人的主次关系，即使二人并列为总裁。
    上述情况说明宋濂曾对《孝友传》、《忠义传》加以删改或决定取舍。还有其他一些记载可以说明宋濂在“笔削”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例如，《元史·郝经传》结尾所载帛书诗，是宋濂决定录诗入传的。（56）元初江南的“文章大家”戴表元，在元末“已罕有知其名若字者”，宋濂指名访求他的文集，并指示纂修人员将戴的生平“汇入《儒学传》中”（57）。又如，修《元史》时，“天台以三节妇之状来上”，宋濂“命他史官具稿，亲加删定，入类《列女传》中”（58）。宋僖在寄宋濂诗中，说自己撰《外国传》，“荒疏仅成篇”，“有赖班马才，笔削容巨编”。显然，宋濂是忠实地履行了他作为总裁的职责的，对许多篇章他都作过必要的加工。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史局关于纂修的具体分工仅止于此，希望能有新的发现。从这些零散的记载可以看出，《元史》的纂修，对于各部分（志、传、纪）都采取若干人分头执笔的办法，每个修纂人员既要承担纪、志，又要负责列传。前代修史，往往采用分类专人负责的办法，如《新唐书》由欧阳修负责本纪，宋祁负责列传，诸志则由范镇、王畴等人分头执笔。这样做便于体例上的一致，而且可以发挥各人的专长。《元史》则反之。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各朝本纪之间详略如此不均，列传互相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
    三、史料的搜集和采访
    众所周知，《元史》的资料来源可分二组。太祖至宁宗朝的历史，主要根据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国朝名臣事略》等；顺帝一朝史事，主要依靠洪武二年在全国范围内的采访。在这方面论著已多，但有些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考订与探究。
    （一）《经世大典》与《元史》。元文宗时纂修的《经世大典》是《元史》的重要史源之一，这是历来论者公认的。《元史》诸志主要是根据《大典》有关部分修成的，例如《百官志》据《经世大典》之《治典》，《食货志》据《赋典》，《舆服志》、《礼乐志》、《历志》据《礼典》，等等。诸志之外，《元史·外夷传》应以《大典》的《政典·征伐》为依据。这些都是可以查考的。有的论著进而认为，《大典》的《礼典》有“释”、“道”两项，当即是《元史·释老传》所本；《元史·工艺传》中的《孙威传》，应来源于《大典·工典》的“兵器”项，阿尼哥、刘元的传记应来自《大典》的“画塑”项。这种推论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经世大典》的体裁，一般均采取分门别类按年月叙事的形式，这就是所谓“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粹国朝故实之文”（59）。从现存的《大典》残余部分（如“驿站”、“海运”、“马政”等）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大典》中确有人物传记部分，这便是《治典》中的“臣事”项，《元史》中的若干传记，应即来源于此。（60）也就是说，《元史》中的人物传记部分是多源的，主要有《国朝名臣事略》、各家人物碑传文字，以及《经世大典·治典》中的“臣事”项，后者历来是被忽略了的。当然，《治典》中“臣事”项的人物传记，有一部分可能即录自各家碑传文字。
    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上面涉及的几篇传记。
    《元史·工艺传》中的《孙威传》，主要根据刘因的《浑源孙公先茔碑铭》（61），不过加以删节而已。《经世大典》的“画塑”项，由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王国维收在《广仓学窘丛书》内，改题《元代画塑记》，其中并无阿尼哥和刘元的传记。《元史·阿尼哥传》主要根据的是程巨夫的《凉国敏慧公神道碑》（62），而《刘元传》则是以虞集的《刘正奉塑记》删削而成的。（63）这是只要比较一下就可以断定的。当然，《经世大典·治典》的“臣事”项中可能会有这几位的传记（如果有的话，一定也是以上述几篇碑传为依据的），《元史》也有可能源自《治典·臣事》，但决不能来源于《工典》的“兵器”项和“画塑”项则是可以断言的。
    《元史·释老传》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其中既有几位宗教上层人物（八思巴、胆巴、必兰纳识里、丘处机、祁志诚、张留孙、吴全节、张清志等）的事迹，又有各教派情况的叙述。可以认为，其中人物事迹各有碑传文字为本，例如胆巴生平是以《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所载胆巴传为基础的（64），张留孙生平是以虞集《张宗师墓志铭》（65）和袁桷的《张留孙家传》（66）为基础的。《经世大典·礼典》中的“释”、“道”两项，无疑也是编年纪事体的，不可能有人物传记。但《元史·释老传》中有关喇嘛教的情况则有可能是从《礼典》的“释”项摘录部分内容删削而成的。笼统地说《元史·释老传》以《经世大典·礼典》为本，也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