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条政类》与《元史》。《元史》诸志除了利用《经世大典》之外，《六条政类》也是重要的依据，对此论者似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元史·祭祀志序》中说：“凡祭祀之事，其书为《太常集礼》，而《经世大典》之《礼典篇》尤备。参以累朝《实录》与《六条政类》，序其因革，录其成制，作《祭祀志》。”《元史·食货志五序》中说：“食货前志，据《经世大典》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历以前，载之详矣。若夫元统以后，海运之多寡，钞法之更变，盐、茶之利害，其见于《六条政类》之中，及有司采访事迹，凡有足征者，具录于篇，以备参考”。“元统”是元顺帝的第一个年号。按，据《元史》记载，顺帝至正七年（1347）三月，“戊午，诏编《六条政类》”。八年三月，“壬戌，《六条政类》书成”（67）。但此书早已散佚，无法窥其面貌。令人高兴的是，近年出版的《析津志辑佚》一书，收入了归暘的《中书省〈六条政类〉题名记》一文，可以使我们对该书情况有所了解。《六条政类》是在整理中书省收藏的档案基础上编成的，始于七年五月，完成于八年十二月，“得卷五十二万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宗，籍卷册合八万五千五百四十三帙，所用之条三万有奇。书成，名曰《六条政类》者，亦上旨也”。所谓“六条”显然指中书六部分工负责的六个方面而言，与《经世大典》的“臣事”分为治、赋、礼、政、宪、工六典是一致的。编辑的方法是“以岁之远近”“汇其因革”（68），显然也是象《大典》一样，按年月前后叙事的。但从此文来看，应是对中书档案的全面整理，而不仅限于顺帝一朝。似可认为，《经世大典》便是利用大量档案编成的，《政类》有一部分（文宗至顺以前）与《大典》是相近的，有一部分（文宗至顺以后）则是特有的，第二次续修《元史》时主要利用了后一部分资料。这就是说，《政类》与《大典》是性质相近的两部政书。《元史》史局第一次修纂时，诸志部分主要利用《经世大典》；第二次修纂时，诸志部分（顺帝时期）主要利用《六条政类》。
    （三）顺帝一朝资料的采集。第一次开史局修《元史》将结束时，朱元璋决定派遣使者到全国各地搜集顺帝一朝的史料，为下一步纂修作准备。”［洪武二年七月］乙未，诏遣儒士欧阳佑等十二人往北平等处采访故元元统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迹，增修《元史》。时诸儒修《元史》将成，诏先成者上进，阙者俟续采补之。”（69）宋濂在两篇文章中提到遣黄盅等12人，其中吕仲善往北平、山东，而吕仲善到北平后又遣危於等分行诸郡，采集资料。（70）因此，清代学者朱彝尊在叙述前代“采书之官”时，举出“明之欧阳佑、黄盅、危於{K1AA09.jpg}、吕复”（71）。危於{K1AA09.jpg}就是危於。他是危素的儿子，名於，字於{K1AA09.jpg}，元末中进士第，官至蓟州同知。（72）危於生于史学世家，元末又曾在京畿任职，熟悉情况，所以才会被遣前往京畿收集资料。他是否在12人之列，已难确定。有的论著将危於写成危{K1AA10.jpg}，这大概是古籍版本不同引起的误会。（73）至于说危{K1AA10.jpg}是国子监生，那是缺乏根据的。朱彝尊所说的吕复即吕仲善。宋濂的两篇文章都只提到吕仲善，没有说“仲善”是名或是字。但宋濂撰有《吕府君墓铭》，记赣州兴国人吕民顺生平，吕民顺之子复，“实为丞奉常，相与交游极欢”（74）。而吕仲善为“章贡”（即赣）人，是宋濂的友人，采史后“以功升太常典簿，寻为丞”（75），与吕复籍贯、官职相合。朱彝尊以吕仲善即吕复，其根据应即指此文。这一点朱彝尊未作说明，以后的论者也没有人对此作过探究。
    “欧阳佑”一名是有问题的，尽管见于《实录》记载。据明初苏伯衡记，元末著名学者，宋、辽、金三史修纂工作的实际负责人欧阳玄有一个孙子名叫欧阳公辅，明初曾“采史家事，自北平、山东返，而陕西按察佥事之命下”（76）。另据危素为欧阳玄所撰行状中说：欧阳玄之子达老死，“后请于朝，以长兄之孙欧阳佑持为孙”（77）。可知欧阳佑持是欧阳玄的从孙，后过继为孙。显然，欧阳玄不会有其他孙子，否则他就不会过继长兄之孙了。由此推断，欧阳佑持与欧阳公辅无疑是一人，佑持是名，公辅是字。他曾“采史家事”，则与《实录》所载之欧阳佑应是同一人，也就是说，欧阳佑系欧阳佑辅之误。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中的“欧阳佑持”条，已指出他“字公辅”，条下仅收《宋元学案补遗》一种，注明“讹作欧阳佑”（78）。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未收入苏伯衡的文章，则是遗漏。
    吕复（吕仲善）到北平、北平“采史”，欧阳佑持采史“自北平、山东返”，说明他们是一路的。宋濂是吕复的朋友，他的两篇文章是为吕复写的，因此处处突出吕的作用，抬高吕的声价，从而给人们造成了12人中只有吕一人去北平的印象。现在来看，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数人之外，奉命“采史”可考者还有3人。
    一是夏以忠。以忠字尚之，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元末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国学助教。“我师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类复官王朝。太史夏君独以老病乞归。且归，会遣使分道搜访元史，乃强君如江广。君辞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则卒之岁月也。”（79）宋濂写有《宜春夏都事遗像赞》（80），其中说：“托使车以遐览，竟仙游于五羊。”即指以忠奉命“采史”死于广州而言。《元史》中有关元末两广史事记载缺漏甚多，例如元末守韶州“被执抗节死”的刘鹗，其生平即不见于《元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对此表示不满，指责说：“明初修《元史》，失于采录，并佚其名。近邵远平作《元史类编》，始为补入《忠义传》。”（81）夏以忠之死必然影响史料的搜集，在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下，明朝政府很难再派人前去顶替他的工作，刘鹗生平失记以及元末两广史料的贫乏，显然都是由此造成的。
    刘夏和顾九成。刘夏在一篇文章中说：“洪武二年七月，余受命尚书，来河南、陕西两省访求前元庚申皇帝天下州县三十六年入史事迹，其在河南置局武成庙之侧。”（82）又，刘迪简《〈庚申帝大事记〉序》中说：“洪武二年七月初十日，迪简受命尚书，尚书禀命中书，中书奉旨差人遍行天下，访求庚申帝三十六年史事。当职与泽州儒□□汴梁、陕西。自顾九成去陕西后，迪简往汴梁。”（83）可知刘夏即刘迪简，他与顾九成受命到河南、陕西“采史”，两人分工，一往河南，一往陕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洪武二年“采史”的12人中，姓名可考的有欧阳佑持、黄盅、吕复（吕仲善）、夏以忠、刘夏（刘迪简）、顾九成6人，如果危於亦在其列，则应为7人。这些已知“采史者”的活动地区为北平、山东、河南、陕西、广东。如果考虑到其余奉命“采史”者的活动，那么“遍行天下”（在明朝控制的版图之内）（84）确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