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虚妄，此乃史家之大忌。真正的语言艺术总是非常纯朴，生动如画，几乎是肉体可以感触到的。应该使读者看语言所描写的东西就象看到了可以触摸的实体一样。而“假託古词，翻易新语”，“虚引古事，妄足庸音”（《叙事》）则是“刻船以求剑，胶柱以调瑟。”这就违背了简洁的原则，而造成“文非文，史非史”，“刻鹄不成，反类骛者也。”（《叙事》）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刘氏并不是反对借用典故，《史通》就借用了不少典故，其所主张在于有“随时之义”，用典应恰到好处。
    历史证明，随着新的劳动方式多样化和阶级矛盾尖锐化，语言会特别迅速地丰富起来。《史通》在语言问题上主张有“随时之义”，使用当时历史人物纯朴的语言，使其具有时代的特点，这在认识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言语》篇说：“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遞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覆追效昔人，示其稽古。”这是应当批评的。又说：“夫天长地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而作者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并针对魏晋以降，文辞华靡，有损史实而加以批评，盛赞王劭、宋孝王的著作不合流俗，“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这是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的客观史实不可缺少的。
    五、关于史籍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史通》作了创造性的论述。在各个世代依次交替的历史中，每一代都要运用前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因此，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刘氏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清楚明白的。首先，刘氏认为史籍的继承是完全必需的，并称之为“摸拟”，给以专章论述。其次，他认为，历史遗产的继承方法是有区别的。“盖摸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貌，犹文也。”即指文章的形式，“心，犹实也。”（浦起龙释）即指典籍的精神实质。《史通》批判了那种对古籍不加消化，一味地照搬、摸仿，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作法。指出“世之述者，锐志于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摸拟》）
    继承和借鉴决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摸拟》）对古代典籍的继承贵在吸收其精神，要心领神会。“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术相会，义理玄同，若斯而已。”这样的继承和借鉴才能称之为“神似”，这样的史家才堪称“有识之士”。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刘知几主张向历史上一切史家的成功之处学习，如在历史体裁上“祖述二体”，在叙事上学习丘明、子长；在直笔上学习南史、董狐；在语言上学习王劭、宋孝王；“简而且周，疏而不漏”上学习范晔。同时，他对于历史典籍又有总的看法：“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纇，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探颐》）正确的态度是“前史之所未安，后史之所宜革。”（《载文》）都应当批判地吸收其有用的东西。《史通》中的这些思想虽然不可以同今天无产阶级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理论相比拟，但这对于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刘知几来说，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航标。
    六、史学批评问题。史学批评也和文艺批评一样，是促进历史著作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它是刘知几历史文学理论的运用和发展。黄淑琳评《史通》说：“观其议论，如老吏断狱，难更平反；如夷人嗅金，暗识高下；如神医眼，照垣一方，洞见五藏症结。……然其荟萃搜择，钩釽排击，上下数千年，贯穿数万卷，心细而眼明，舌长而笔辣，虽马、班亦不能自解免者，何况其余。”（《史通通释·黄淑琳序》）可见刘氏的史学批评的确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峰。
    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刘氏主张史学批评应当“执中”，也是把封建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执中”，即站在地主阶级的所谓“公正”立场上，不能“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书事》）《史通》认为以前史籍是“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疑古》）这是不正确的态度。而正确的史学批评是当如“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史官执简宜类于斯。”（《惑经》）他认为史官应当仗气直书，不避强暴，无所阿容，这样才会被后人称颂。而谄媚以偷荣，曲笔为尊者讳的史家，则为后人所不齿。一言以蔽之，封建史家所修的史书应当首先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标准，即符合传统的道德、伦理、纲常，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理”与“本”。
    刘氏进行史学批评的艺术标准，就是指史籍是否“简洁”，是否具有艺术性和感染力。也不是为“简洁”而“简单”。他在论述到二者之间的差别时说：“盖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疏而不遗，俭而无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克全敌之功也。若人乏俊颖，思多昏滞，费词既甚。叙事既周，亦犹售铁钱者，以两当一，方成贸迁之价也。”（《叙事》）而对于“简而且周，疏而不漏”，“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摸拟“神似”，运用“方言今语”，“举一隅而三隅反”等备加称赞者不胜枚举。
    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上，刘知几是把政治标准放在首要地位的。他把“彰善贬恶，不避强禦”，不畏死节，仗气直书进行“实录”的“秉直者”董狐、南史，称之为“上也”；把“编次勒成，郁为不朽”，撰写典籍艺术性很高的“勒巨册者”丘明、子长，则放在“其次”的地位；对于既没有“实录”，又谈不上“简洁”，只是“高才博学，名重一时”的“徒多闻者”史佚、倚相称之为“此其下也。”（见《辨识》）
    以上六个方面都根据其“实录”与“简洁”两条基本原则出发而进行的具体阐发，无论历史典籍与现实的关系，还是在内容与体裁、史籍与史料、语言与史籍，史籍的继承与发展和史学批评的标准等关系上，都无一不是贯彻了这两条基本原则。黄淑琳评《史通》一书说：“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坐右，信也。”（《史通通释·黄淑琳序》）事实上，《史通》在“文史异辙”的情况下，已经建立了一整套与文学理论相平行的历史文学理论。黄谓“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可谓刘知几的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