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知几对自己所建立起的这一套理论是十分自信的，“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自叙》）总结和研究刘氏的历史文学理论，不使其含于九泉是我辈学人义不容辞之责任。
    刘知几在其著名的“史才”论中提出了史学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把“史识”提到统帅和灵魂的地位，这是很有见地的。其“史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政治思想品质上要求“直书”以达到“实录”的目的，即“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之惧”，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的良史精神。在艺术修养上，则提出“善择”以达到“简洁”的要求，即要“简而且周，疏而不漏”，“覩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如果没有“史识”，要么写成阿附权势的秽史，要么就会“言尽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补注》）没有“史识”，则“见良直不知其善，逢抵牾不知其失，”再有多大的学问亦不过“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矣。
    刘知几最忌“文人修史。”这是针对魏晋以降的华靡之风提出来的。刘氏所耻的文人一是没有骨头，阿附权势的魏收、吴均之流；另一种则是六朝华靡之风的受害者，即缺乏一种“史识”撰写史籍不能“简洁”者，“斯皆以元瑜（阮瑀）、孔璋（陈琳）之才，而处丘明、子长之任，文之与史，何相乱之甚乎？”（《杂说·下》）而“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庚、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纨绮于高士者矣。”（《论赞》）刘氏认为：魏晋以降、文辞华靡，采以为史，有失真实之义。《史通》这一理论为以后章学诚所继承：“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趋，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塗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之机巧也。”
    《史通》历史文学理论的两块基石是“实录”与“简洁”，“史识”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简洁”是史识的艺术修养，实录则是要求“史识”的政治品质，章学诚著名的“史德”论当源于此。古往今来，尽管不少人对刘氏的政治见解不予赞同，但对其所创造的历史文学理论却沿用不二，故有“阴用其言，而显訾其书。”浦起龙在《史通通释·自叙释》中说：“第取唐以后成书印证之。断可见矣。……谓之阴用其言，不可概见哉！夫古今人不相及，望两汉之雄俊则道远，效六朝之藻饰则真丧。唯夫约法严，修辞洁，可以学企，可使质全。为之响导者，《史通》也。综往饬归，功亦博矣。”
    《史通》的历史文学理论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刘氏在哲学上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等人的进步思想，（见《自叙》）在艺术上却受了司马迁，班彪父子、刘勰等人的影响。特别是魏晋以来，有成千上万卷的历史著作，数十成百的史家，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既有铁骨铮铮的良史，如韦（昭）、崔（浩）、王（劭）、范（晔），又有受嗤君子的魏（收）、吴（均）、王（隐）、董（统）；既有史家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这些历史文学理论不自觉的实践者，都从正面或反面为刘氏的总结性著作创造了条件。尤以班彪，袁山松等人的书史之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在一定程度上的启迪作用。加上唐前期社会生活比较安定，政府设立史馆大规模地撰修前史，著成了八部正史。刘知几本人“三为史臣，再入东观”，这些都为刘氏历史文学理论的形成客观上创造了条件。
    历史文学理论在我国史学史上一向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刘氏在思想上的“离经叛道”，故在“因人废言”的封建社会里，其历史文学理论也就未得到人们的认真探讨。其二是由于人们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有一个过程，在中国重视文学理论研究，轻视史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下，故象徐坚、黄淑琳等人能真正认识到刘氏历史文学理论重要性的人是不多的。刘氏之前，丘明、子长、班固、范晔等人的著作贯彻了“实录”和“简洁”的原则，是历史文学理论的实践者。六朝华靡之风的影响，史籍的撰写越过“简洁”，趋向浮华。《史通》之后，唐、宋人开始注重“实录”，出现了政治制度史之类专史，出现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大家。其中尤以司马光创造性地实践刘氏的历史文学理论，使《通鉴》以296卷之约，囊括1362年之史实，史料翔实，又叙事生动， 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部优秀历史著作。明代史学则又越过“简洁”走向“空疏”，影响了史学的发展。有清一代，力洗浮艳，纠正了明代的“空疏”，注重“实录”，出现了如顾炎武、万斯同、全祖望等能较好地执行“实录”与“简洁”原则的大家。但是，清代“朴学”总的倾向是越过了“实录”的界限，唯繁琐考证为是，而不甚注意讲求“简洁”即艺术性，致使一些著作诘屈聱牙，影响了历史著作的广泛传播。因此，历史文学理论在实践中往往这样做不规则的振摆运动。直到乾嘉时期的章学诚独树一帜，对事事考据之朴学提出了异议，又重新研究和发展了刘氏的历史文学理论。
    综上所述，《史通》的历史文学理论是具有开创性的，它是与文学理论相匹并行的又一理论系统。这个理论系统研究对象是历史著作，以及历史著作如何真实而又艺术地反映历史事实，以及促进历史著作发展的各种关系。它的基本原则是“实录”与“简洁”及二者的统一，实践这一理论的程度在于“史识”的高低。《史通》的历史文学理论有继往开来的特点，它不仅在前人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开创了自己的理论，而且对唐以后的史家，如司马光、欧阳修、章学诚等人都有重要的影响。经过历代史家的实践而日趋完善，成为我国古代史学领域里的一颗璀璨明珠。当然，《史通》的历史文学理论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臧否人物亦有偏激之处，历代史家亦有不同评价。但是，《史通》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首先建立起的这一理论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