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认为历史的现实是丰富多彩的，它们是历史典籍产生的源泉。同时，它还是一场生动活泼、威武雄壮的活剧。“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烦省》）“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曰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人物》）历史典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它比文学作品对封建政治的干预更直接，影响更大。“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K18505.jpg}、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官建置》）《史通》强调对当代史的修撰，强调历史典籍的阶级性以及对现实的指导作用，都是以“实录”为前提的，离开了“实录”，历史典籍就丧失了作用。
    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有形式的。不论怎样的形式都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这对矛盾又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在发展过程中，谁先谁后？当以内容在先，形式在后。《史通》在论述这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时，则具体地反映在历史典籍的内容和形式关系上。刘氏把史籍的形式，称为“文”、“名”或“体”，把内容称为“质”或“实”。“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覈才》）“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考名责实。”（《题目》）都谈到了这几个概念。《六家》篇中说：“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这一方面是说明史的内容和体裁必须相结合、相统一。另一方面则说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史籍的体裁也是随之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的。这个变化又都是与“实录”和“简洁”两个基本原则相适应的。太古时期，民风质朴，社会生活内容简单，则有尚书记言体产生。“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语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之文。”（《六家》）与此同时产生的记事体与其相辅相成。上古文字简朴，经文之兴，后人难于理解，以释《春秋》而开始的《左传》，创造了经以提纲，传以述事，事必系年的编年体。秦汉统一，故又有司马迁的通史纪传体出现。东汉初兴，一代新王朝的建立，欲“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为统治者提供一个朝代的兴盛衰亡全过程的鉴诫，故有断代纪传体之问世。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历史的沙汰，内容与体裁的矛盾斗争，致使“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其可祖述者，一是线索明晰，“理尽一言，语无重出”的编年体；另者则是“包举大端”，“委曲细事”，内容涵量极大的纪传体。到了唐代，则已得到社会的承认。故《史通》说：“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以上见《二体》）这里，刘知几说明了体裁与内容不断在矛盾中发展变化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翦老在《论刘知几史学》一文中说到纪传体时说：“这种体裁已并编年、记事、记言，分国诸体为一书，别而裁之，融而化之，使其相互为用，彼此相衔，以各家之长，济各家之短，而又益以表历，总之以书志，卓然成一种新的历史体裁。”另外一个不常被人注意的事实是，荀悦以后的编年体较之左氏也有发展变化，也吸收了其他史体的优点而有所创新。刘氏对历史典籍的体裁上“辨明六家，祖述二体”，从另一个角度上阐明其历史文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在体裁与内容的发展变化和相互关系上，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史籍书法上“文不胜质”的问题，这对于历史文学写作方法上无疑是一个重要贡献。
    三、历史典籍与历史史料之间的关系。“实录”，是历史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但又不能“务多为美，聚博为功”。（《采撰》）否则，就会“烦而不整”。（《采撰》）由此可见，二者的关系，就是一个“博采”与“善择”的关系。怎样处理呢？“夫史之为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于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官建置》）“博采”和“善择”是对立的统一关系，要写成取信一时，擅名千古的信史，必须一头钻进浩瀚的原材料海洋中，象矿工采矿一样，练其得失，明其真伪，择其善者而用之。要明白“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采撰》）
    马克主义认为，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史通》的功绩之一，还在于把历史记载推广到“六家”、“二体”、“十流”，“如《吕氏》、《淮南》、《玄置》、《抱朴》凡此诸子，多以叙事为宗，举而论之，抑亦史之杂也。”（《杂述》）甚至连“{K18506.jpg}荛之言”，“街谈巷议”，都是可以作为原材料，使史料从官僚贵族的传统桎梏中解放出来，奔向了博大的史料海洋。不仅《春秋》、《尚书》是史书，诸子也是史书，而且还重视了与“正史参行”、自成一家的偏记、小录、逸事、琐官、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薄等。其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杂述》）他告诫史家，专治一二名名著是写不出一部不朽著作的。“{K18506.jpg}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杂述》）善择必须有“史识”。“譬乎涉海求鱼，登山采木，至于麟介修短，柯条巨细，盖在择之而已。苟为渔人、匠者，何虑山海之贫罄哉？”（《书志》）“书非有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杂述》）广博的历史史料，是一堆未经采择、冶炼的矿石，需要匠者的识别能力。《史通》的“博采”与“善择”，是和“实录”与“简洁”的原则统一的，它为史籍与史料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建立了一个准则，不仅扩大了历史学的史料范围，而且为后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理论形成了一个前进的立足点。
    四、语言和史籍的关系，也就是史籍所具有的艺术性。“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历史典籍如果不简洁，没有艺术感染力，则会“烦而不整，俗而不典”，欲“传之千载”，为“不刊之言，固亦难矣。”高尔基说过，作为一种感人的力量，语言真正的美，产生于语言的准确，明晰和悦耳，这种语言描绘出作品中的图景、人物性格和思想。语言是史籍的表现形式。《史通》提出了“尚简、用晦、妄饰”三个原则，以期达到“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谅以师范意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叙事》）。
    何谓“尚简”？即要“言辞简质，叙致温雅”，（《序例》）“事无重出，文省可知”，“片言如约，而诸义甚备。”“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叙事》）并具体地提出：“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叙事》）在这里，刘氏提出了史籍的写作方法。“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毕书，则其费尤广。”（《叙事》）《史通》还提出了“省句”和“炼字”的问题。“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叙事》）这是很有见地的。语言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做到准确无误，言简意赅，又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浮词》）刘氏形象地比喻为：“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乌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叙事》）
    何谓“用晦”？“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叙事》）坚持了“用晦”这一手法，并完全领会了其要领的史籍就可以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覩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叙事》）这样就达到了“简洁”的目的。它的意义在于：“作者言虽简略，理皆要害，故能巯而不遗，俭而不阙。譬如用奇兵者，持一当百，能克全敌之功也。”（《叙事》）把用晦之道谈得如此精当，不能不令后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