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史学界在《史记》研究方面形成的很多特点，是《史记》在日本产生史学影响的重要特征。那么，在众多特点之中又有哪些较为突出的特点呢？
    首先，重视《史记》的和译。《史记》的和译，在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因为只有大量译出《史记》原文，才能使不通汉语的人们看懂《史记》并从事研究。和译《史记》对日本学者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同翻译任何外文作品一样，既要正确理解原文的含义，又要根据这种理解用相应的译文表达出来。加上《史记》所涉范围极广，所记史事极富，且用辞简赅、文史兼备，所以对其和译就更是超越了其它作品的难度。现经考察，日本存在大量已经和译的《史记》。比如：《史记桃源抄》，凡十九卷。该书系桃源瑞仙于和历文明丁酉夏初九日抄毕，为日本最早的“国字解”《史记》。其真迹二十四册本曾藏于东京大学图书馆，然因大正十二年地震和火灾毁于一旦。不过，其舟桥家藏旧本现收藏于京都大学图书馆，被其国家确定为“重要文化财指定本”。此外，“东洋文库藏本”和“足利文库藏本”亦均善存。另有《对译史记》，本哲三著，大正年间刊印，原文与译文对举，注解以《史记评林》为据。和译之时，既参考了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也借鉴了中井复轩的《史记雕题》，具卷头刊有桑原隲藏的《史记解题》。另有《国译史记》，公田连太郎与箭内互合著，于昭和十四年十一月廿日由国民文库刊行会刊印，亦属原文、译文对举形式。卷首付有公田自撰的《解题》。还有《译注史记列传》，加藤繁、公田氏合著，凡七十卷，昭和十七年富山房刊印。卷首有《例言》和《序说》，卷中有原文、译文和注释，所据版本是鹤牧版之《史记评林》。这里所举仅是和译《史记》的极少部分，据初步统计，类似的全译和选译本在日本有上百种之多。这就说明，在日本，从桃源瑞仙起，直到现代，一直对《史记》的和译非常重视。
    其次，突出人物传纪。这里所说的“人物传纪”实则包括“本纪”、“列传”和“世家”三个部分。关于这个特点，无论是一般研究读物，还是颇具特色的学术专著，均可得到证明。例如：日本自由国民社出版的《中国古典名著总解题》在盛誉《史记》是“探求人类历史的名著”的同时，对其“人物列传”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解说。在“本纪”部分，除了总述之外，还有篇幅较大的分论。在“世家”部分，不仅有总述，还有“太公望与文王”、“宋襄公之仁”之类的典型史事评说。在“列传”部分，重点列举了“天道，是邪非邪”、“鸡鸣狗盗”、“富贵多士，贫贱友寡，事之故然”等等，与此同时，还扼要评介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行不顾细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酒极则乱，乐极生悲”、“完璧归赵”、“夜郎自大”等重要典故。与此相反，对“书”、“表”的评述则一笔带过，可谓微乎其微。此外，从日本学者的有关学术专著看，突出人物传纪的特点则更为明显。比如野口定男所著的《读史记》凡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属总论性质；第二、三两大部分共收12篇论文，有涉人物传纪者占11篇，仅有1篇论“表”。以上事例，还不足于证明日本学者研究《史记》重视人物传纪的特点吗？
    其三，长于资料的汇集。汇集资料是从事科研的基础。日本的学者们在从事《史记》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有关资料的汇集。这里可用两方面的例子进行证明。先谈国内《史记》专家们颇为熟悉的实例。日本泷川君山博士“中年执笔，皓首成书”，以《史记会注考证》问世而闻名遐迩。但是，他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写作过程中，汇集资料的辛勤劳作並非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很有必要在此提及此事。据他所撰的《史记总论》记载，他收集的资料有：恩田仲壬的《史记考》、村尾亢融的《读史记稿本》、冈白驹的《史记觿》、刘知几的《史通》、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王国维的《学林》等102家的学术专著。其实，除了这些资料之外，他同当时的同志友人交际之中所见的有关文献无疑比这更为繁富。再谈国内《史记》专家们可能陌生的池田四郎次郎和池田英雄汇集资料的实例。池田父子二人合写过一部“资料集”，书名为《史记研究书目解题》。该书规模之大、内容之富令人愕然。比如全书分为十六部分，所收古今东西《史记》研究书目683种，此外更有价值很高的“解题”、“序”、“跋”和论文等。毫不夸张地说，凡欲考察《史记》在日本的有关学术问题的人，只要可通日语，便不可不读此书；即使不涉及国外而只是做些音义训释和一般考证的学者，读读此书也会受益非浅的。
    从事历史研究，就得尊重事实和反映事实。因此，应该肯定一个事实：泷川君山和池田父子的著作的成果和价值远远超过了我国同类著作。在本文作出这种肯定的同时，更应看到，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其辛勤汇集资料当是重要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我们在学习、吸收其成果的同时，更应借鉴其长于汇集资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