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历史学、博物馆学家邓少琴教授对于长江航运史、地方史志、川康金石、川康 史地都有很深的造诣，关于巴蜀古史研究尤为学术界称道。他的巨著《巴史新探》、《 巴史再探》、《巴史三探》、《蜀故新诠》等，是我们治巴蜀史与巴蜀考古者案头必备 的重要文献之一，曾结集为《巴蜀古迹探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从19 54年印刊《巴史新探》稿起，到结集出版，前后达30年之久。又过了20年，乃有2001年 巴蜀书社这上下两巨册《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的出版，这是值得学术界庆贺的大 事。
        这部《论集》虽然实际上只是一部《选集》（由于诸多原故有些已经提到的篇章也未能 尽收，如《河出昆仑考》等等），但已经比较全面地编选了邓老一生所撰关于巴蜀史与 文物、巴蜀民族史志以及巴蜀近现代史的代表性论著，其中尤以巴蜀古史的研究硕果最 引人注目。《论集》在巴蜀古史论著方面，除全文收录《巴蜀史迹探索》外，还从遗稿 中选收了《古代巴蜀与中原黄河流域彩陶南流有关的问题》、《巴与濮、蜀》、《巴蜀 之先旧称人皇为氐族部落之君》、《涪陵新出土的巴蜀铜器和错金编钟》、《灵山与楚 音》、《伏羲与女娲》、《山海经昆仑之丘应即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梁李膺益州 记辑存》等篇章，使我们可从中窥见邓老治巴蜀古史的严谨专致、锲而不舍的步步探索 脚印。让吾等后学者认识到治学必须先做大量的资讯收集考订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然后 才能有成，绝无捷径可通，更不要妄图一蹴即就了。这些文字都是邓老一贯运用“集、 纳、衡、证”之科学方法治史，诚朴忠实、一丝不苟的学风的具体体现。先生的这种“ 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确为吾等后学树立了榜样，窃以为 这种精神实乃匡救世弊（急功好利浮夸风）的一副良药。
        邓老对后学谆谆善诱，从学者甚夥。杰出的历史、考古、博物馆专家董其祥先生曾说 ：邓老“是我学习地方史的业师。我的每篇不成熟的稿子，他老人家都耐心审查，并指 出谬误多处，提出了修改意见。这种鼓励后进，诲人不倦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感佩的” [1]。读来真令人钦佩和羡慕。巴史三探、蜀故新诠等巴蜀古史研究都是邓老的力作， 今就我的肤浅理解加以勾勒，以就教于诸方家。
        《巴史新探》是以当时考古的最新发现--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出土的船棺葬作 为研究的切入点的，指出巴人以船为棺可在《后汉书》所本之《世本》中有关“廪君船 浮”的记载中找到历史根源。认为巴人在殷代，世居汉水流域。周代称彭人，春秋时受 楚控制。巴人自夷水西进，初在今涪陵境，顺长江发展，后为楚所逼退据垫江、阆中。 秦灭巴后称“夷”、“蛮”，僚迁入后，以夷僚并称，汉代称板楯蛮、賨民 。其中谈到巴的社会经济与特产，如“阳朴姜”、“堕林粉”、“巴乡清酒”、“伞子 盐”等等；以及古籍中保存的巴语，如自称为“阿扬”、蚯蚓为“朐忍”、山鸡为“螨 姨”、头巾为“冒絮”、呼毛为“不律”等，都十分精辟。
        《巴史再探》也是从当时考古的最新发现--涪陵小田溪梓里坝的木椁土坑墓作为研 究的切入点的。指出“梓里坝”的“梓”之得名，即《华阳国志·巴志》所说“（巴）其 先王墓多在‘枳’”。邓老侧重于历史民族分析，指出“先王陵墓多在枳”是指清江禀 君白虎之巴。巴子五姓中的“曋即巫诞、蜑、但，与瀼同化而兼称，长江三峡地区 都有以“瀼”称的地名，即瀼蜑故地其历史的遗迹。“賨”出于龙之族系 而为巴族，如宗人七姓中有“龚”……等等，令人耳目一新。
        《巴史三探》进一步讨论巴的民族问题。据《诗经》和《左传》江汉有濮，西周时已 广布巴境。旧以为牧誓八国有蜀无巴，曾侯乙墓出土漆箱盖题28宿之西方白虎七宿的昴 宿为“矛”，矛为“髳”的简写，故牧誓八国中的“髳”很可能是廪君白虎之巴，进 而提出“甲骨文中也少巴名，有之则为‘虎方’之称”。认为甲骨文的“龙”为巴岭巴 蛇之“巴”，在西汉水之源，出于氐羌等等。
        由巴史三探可见，先生对最新的考古材料十分敏感，广征博引地进行史学考订，得出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结论，令人信服。当然也有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如《巴 史新探》说殷墟甲骨中有“巴”，此字学术界本有争议，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 典》与《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均不收甲骨文中所谓的“巴”字。这一点先生也有察觉， 故在《巴史三探》中改为“甲骨文中也少巴名”。有的问题则显然是受考古发现的局限 ，如邓先生因当时在四川境内仅见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两处船棺，而尚无船棺的另 一些发现，从而推断船棺为巴族葬制，当时不错。近年来在成都平原、芦山、荥经、峨 眉、犍为等蜀国腹地大量发现船棺葬，时代有早于战国的，且各个墓地并不为船棺单一 墓葬，而是与土坑墓等葬俗共存，故现在的论者包括笔者在内，都倾向于是当时社会某 阶层（如武士）的葬俗。总而言之，邓老的巴史研究代表着一个里程碑，在当时代表学术 研究的前沿，时到如今其中的真知灼见与严肃的科学论证依然启迪着我们这些后学者少 走弯路，邓老有关巴蜀古史研究的硕果，将永存于世。
        邓老对考古新发现热情关切的重视与严谨认真的研究相结合的求实学风，为后学者所 称道。1972年涪陵乌江右岸小田溪发掘了3座木椁土坑墓，出土大量青铜器，尤以一号 墓出土的整套错金青铜编钟为珍异。当时尚在十年动乱中，先生在自费进行民族考古调 查（对川、浙、闽等地的崖葬制调查）的同时，仍不忘对巴渝地区考古新发现进行潜心研 究，撰写出万言长篇《涪陵新出土的巴族铜器和错金编钟》。对出土文物如铜兵器、铜 钲、虎纽淳于、铜登、错金铜壶、错铅铜罍、错金编钟等一一进行考订研究， 从而论证墓葬乃《华阳国志·巴志》所载的巴的“先王陵墓”；出土的“铜盘”可能是 巴人“园隆”之盾；考订铜钲“或源于巴人，而流布于江淮”；錞于最初为巴人军乐 ，而流布中原；由出土的14件错金编钟考知旧以为编钟之制“十六枚为一肆”则未必然 也，小田溪出土的14件错金编钟，很可能是由两组高中部“七音”音阶组成……等等精 辟的推论。这对动乱后晚到的“科学的春天”来说，也算是一枝寒风中的报春之花，可 惜当时《文物》杂志1974年12期只采用该文中“错金编钟”一段，这次《论集》能依原 稿全文刊出，才使读者得窥全豹。这是应该感谢《论集》的编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