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蜀故新诠》写得早了，不及见到广汉三星堆、成都十二桥等重要遗址的发掘 成果，所以受资料的局限更大。但他还是尽可能对各种典籍作了仔细的梳扒。更难能可 贵的是，先生高龄犹能征引自然科学的成果来研究巴蜀史。如先生为论证“夏禹出自西 羌”，引用了《青海湖综合考察报告》，说明青海全境一万年来的气候是逐渐干燥的， 五六千年前湟水中游一带有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遗址；贵德地区近世尚有“塞外江南”之 称；从古今气候变迁言之，古代气候温和，宜人活动，河湟流域即古代氐羌生息繁荣之 所。又如先生为论证“蚕丛氏之蜀”，引用了印度学者霍顿在喜马拉雅山西北发现二化 性野蛮；日本学者中丹羽毛在宁波发现桑树白眼虫，也是一年二化，它们都是家蚕祖先 等等。我印像最深的是：过去认为殷墟卜辞“十祀征人方”指帝辛东征江淮。李学勤先 生考证人方应在黄河以西的渭水流域，淮水即陕南褒水。邓先生据以重新考订《华阳国 志·蜀志》首句：“蜀之为国，肇于人皇，”皇、方声韵相协，卜辞人方即巴人、蜀人 的别称，确为卓识。笔者曾据之论证“蜀为商之西土”，古蜀国的中心在以广汉三星堆 --成都十二桥遗址为轴心的成都平原，北疆到达陕南，曾与殷商相遇，时有战和[2] 。
        邓老的《巴蜀史稿》分为：历史传述、巴史之部、蜀史之部、社会概况、科技开发、 文化造诣、巴蜀史大事年表七部份，共十余万字。以先生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吸取了 诸家之说，是一部集大成的地方史稿本。其中关于“伏羲女娲”、“禹娶涂山考”等章 节确可成一家之言。邓先生对古代巴蜀的技术开发的论述，尤令人注目。如农业栽培加 工方面的“僰道荔枝”、“蒲蒻蔺席”、“桃笙竹簟”、“开明甘醇”、 “邛竹作杖”、“构叶为酱”、“木器髹漆”、“茶制为饼”等；水陆交通建置方面的 “索桥”、“杩叉”、“竹笼”、“石人水表”、“兵栏”、“栈道”等，都有精辟之 阐述。
        《梁·李膺（益州记）辑存》为邓老之未定稿，先生仙逝后由孙琪华、黄晓东等同志整 理，犹可见先生一贯运用“集、纳、衡、证”法治学之精妙。有李膺小传、辑存凡例、 目录、佚文和注解，还附录了刘宋任豫《益州记》的辑存和注解、引书目录、读梁李膺 《益州记》小识等，体例完备。特别是先生以现行地图地区水道所经为纲，附注今地名 ，更便于检索。小识中对“广汉郡五城县之铜官山，应为巴人铜矿之所在”的考订，以 及彭山江口出土铭为“西顺郡秦符节东山官”铜锭的揭示，为研究三星堆古蜀文化大量 青铜器的铜料来源提供了线索。
        邓少琴先生曾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又是吾师冯汉骥先生和徐中舒先生、蒙文通先 生的故知，我对这位老前辈，心仪甚久。我于1958年参加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时，曾 见过邓老。第一次面谒则是在1959年冬，受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徐中舒教授的派遣，为 邓少琴教授的大著《益部汉隶集录》出版稿件事，到重庆枇杷山先生寓所造访。邓老在 他斗室翻满书本的书桌旁，为我讲述了他对巴史研究中的考古新发现的看法，并赠予一 本印行的《巴史新探》。当时我还是一名考古学研究生，对巴蜀史不甚了了，但深为先 生对后学的博学善诱与对学术观点的矜持所打动，启迪了我以后对巴蜀考古的探索。
        我最后一次见邓老，记得是在1989年出差重庆，与董其祥先生一道拜访邓老寓所。时 先生已年老多病，身体极其衰弱，坐立均有困难。他请家人用软绳套在藤椅上，以免摔 倒，可让他老人家顽强地坐在书桌旁继续工作。我忍着热泪向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辈讲述 1986年以来三星堆、十二桥等古蜀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他表现出与他身体状况不相 称的欣愉之情，目光中闪烁着光辉，用微弱的声音鼓励我们好好把巴蜀考古弄好！不久 ，董先生也随先生去也。哲人仙逝，留给我们的则是鞭策和榜样。
        【参考文献】
        [1]董其详。《巴史新考》前记[A].重庆出版社，1983.
        [2]林向。巴蜀文化新论[M].成都出版社，1995.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