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100年中，中国史学所发生的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以及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最先进的学科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它使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健康的发展道路。这一变化的催生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李大钊在认真考察和深入研究中外史学思想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要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前发展，必须树立史学革新的观念，如此，才有可能摆脱旧史学的窠臼，以新的思想、新的内容和新的方法取代旧有的史学模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为此，他在大力倡导史学革新的同时，对史学革新的基本属性，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以及理论取向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论述，形成了他见解独到的全新的史学革新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史学革新的基本属性
        李大钊在其史学论著中指出，史学革新具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基本属性：
        其一，必然性。李大钊认为，史学革新是史学发展进程中必然发生的一种变革，这种必然性源于人类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历史观的更新和发展所必然形成的人们对历史的新的解释。他论述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不但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8页。）这种生气勃勃的变革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作为史学核心的历史观的更新和发展，从而形成“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这种带有规律性的史学现象。（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3页。）他进一步强调说：“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30页。）这种超越前人的对历史的新的认识，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旧史所纪”的许多内容是“虚伪的”，“断定往日记录有许多错误”，促使人们对旧史学进行“改作”和“重作”（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41页。），从而引发史学的革新，即李大钊在《史观》一文中所指出的：“所以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29页。）
        在《史学概论》一文中，他列举出衣服器具的发明创造、古代姓氏的起源、金属货币产生的时代等诸多重大史实，分析、论证了中国旧史中有关这些史实的记载和解释许多都是荒诞的和错误的。接着，又以对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等著名历史人物的记述与评价为例说：“从前的孔子观，是从前人的孔子观，不是我们的孔子观。他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亦是他们自己的释迦观、耶稣观，不是我们的释迦观、耶稣观。他们本着迷信为孔子、释迦、耶稣作传，辉煌孔子、释迦、耶稣为亘古仅有天纵的圣人，天生的儿子，说出许多怪诞不经的话。”显然，生活于新时代的史家，不可能因袭这种陈旧、荒诞的记述和错误的观念，必然地要进行史学上的革故鼎新：“我们今日要为他们作传，必把这些神话一概删除。特注重考察他们当时社会的背景，与他们的哲学思想有何关系等问题”。（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41页。）
        通过理论上的阐释以及对实际事例的分析，李大钊告诉人们，旧史中许多曾经被认为是“真实的”记述，“现在我们若拿新的历史眼光来看，知道那些记录完全是荒谬的。”当代史学不可能沿袭旧史的这种“荒谬”，史学革新必不可免。他强调说：“历史是不怕重作改作的，不但不怕重作改作”，而且“必须改作重作”；新时代的史学研究者，应当“推翻古人的前案，……本新的眼光去改作旧历史。”（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9、341页。）肩负起“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的史学革新的使命，这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30页。）
        其二，连续性。李大钊指出，史学革新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连续性，史学的革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生生不已的过程。他在《史观》一文中说：“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随着历史观的不断更新，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也“与时俱化”，对于“同一史实”，“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这种伴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着的对历史的“解释”，引发人们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写作，推动着史学的不断革新。正是史学的这种不断的革新，才使原本活泼无比的“历史的事实”和“历史的人物”，“永永生动于”人们的“脑际”。（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29～230页。）
        在《史学概论》一文中，李大钊强调指出，旧史学中存在着许多记述上和观念上的错误，促使当代史学工作者通过史学革新对其进行“改作重作”。但是，史学革新并非就此为止，“我们所改作的重作的”，并不能“断定”就是“真实的、一成不变的”。这是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去整理他，认识他。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注：《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41页。）可见，任何“改作和重作”都不是史学革新的结束，都会在新的时代被新的改作重作所取代。也就是说，不断更新的历史观念使史学革新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都不会终结、停止。
        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中，李大钊进一步深入论述道，人们对历史的“解喻”，“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这种“生动无已，随时变迁的”历史“解喻”，是人类知识的增长和史观进步的结果，“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此果何故？即以吾人对于史实的知识与解喻，日在发展中，日在进步中故。”人类对历史“解喻”的这种不断的变化与更新，其具体表现便是人们在历史记述、研究与评论上的不断“重作”与“改作”，也即史学的不断革新。因而，“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2～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