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中西方史学中的实际事例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说，在中国，生活于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历史人物的看法不同，评价不同。例如，从汉唐到宋明，人们对孔子的认识是不同的。到了现代，与“宋明时代”相比较，人们对孔子的认识“又不同了”。这种不断出现的“不同”，实际上是人们基于史观进步与知识增长而出现的对于历史不断更新同时也是不断趋于正确的解释。它告诉人们，“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能有他完满的历史。”“即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要不断的改作。”而每一次改作后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接着，他将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撰写的《希腊史》与被西方称为“史学之父”的公元前5世纪的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相比较论述说：“Grote作的《希腊史》，比Herodotus的《希腊史》真确的多，就是这个原故。这不是Grote的天才，比Herodotus的天才高；亦不是Herodotus比Grote爱说谎；时代所限，无可如何。Herodotus在他的时代，他只能作到那个地步，再不能更进了；Grote在他自己的时代，固然算是尽其最善，但亦不能说是作到完全。……历史要随着他的延长、发展，不断的修补，不断的重作。”要不断地“拿我们日新月异所进步的知识，去重作历史。”（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2～384页。）
        由上可见，通过对中外史学的认真考察以及对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李大钊反复多次地强调指出：史学革新是需要不断进行的，是具有连续性的。
        二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
        在对史学革新的基本属性进行深入论述的同时，李大钊进一步提出，建立科学的历史学，是史学界担负的历史使命，也是现代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
        李大钊认为，史学是一门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双重性质的学科。他在《史学与哲学》中即明确提出：“史学可分为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的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4页。）此后，在其著名的史学理论专著《史学要论》一书中，李大钊再次提出，历史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人类历史“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由这一点，“可说史学到某种程度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另一方面，史学还要探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由这一点看，“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这使史学具备了科学的性质。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他强调说，与其他学科一样，史学的艺术属性并不影响其科学性，二者可以同时并存：“实在说起来，所谓事实的组成描出，即在他种科学，亦须作此类的工夫到某程度；所以到某程度含有艺术性质的事，亦不独限于史学，即在地质学，古生物学，亦何尝不然？”（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7～388页。）既然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科学性并不因其“某种程度含有艺术性质”而受影响，史学也不会例外。
        可见，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的科学性质，在于史学不仅要对人类的历史进行记述，更重要的是，还必须从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去探讨其因果关系，并进而对人类历史“生成发展的历程”从“历史理论”的角度作出“解释”。李大钊指出，这种从“历史理论”角度所进行的“解释”或“研究”，目的是对人类历史作出“一般的说明”，“明其性质，究其理法。”（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0页。）即探讨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史学的科学性质，是史学之为科学的根本立足点。
        但是，在此之前，作为“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在中国旧有的史学中，是不存在的：“中国并不是没有普通的记录，而专攻历史，以历史为一门科学的，却是没有。”（注：《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0页。）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已不再有任何“疑义”。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史学的现状却很难令人满意，“一般人对于历史科学的观念，仍极泛漠。”史学中“认历史是述事物的来历，明其变迁沿革的经过”的陈旧、狭隘的看法仍然普遍存在，“今人一言历史的研究，辄解为沿革的研究”。（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9、388、386页。）显然，“今日史学的现状”，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不相适应的。李大钊指出，要改变史学的这种落后状况，唯一的道路便是进行革新。当今“研究史学的人”，不能再“置一般的理论于史学的范围外，而单以完成记述的历史为务。”必须更进一步，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要“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这是现代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9、390、388页。）
        针对有些人认为史学“在性质上与自然科学等大异其趣”，与其他科学不能“同日而语”，怀疑史学能够成为科学的错误看法，李大钊指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论述道：虽然“各种科学，随着他的对象的不同，不能不多少具有其特色。”这种不同的特色当然也表现在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上，使作为“人事科学的史学与自然科学自异其趣。”但不能以此便“遽谓史学缺乏一般科学的性质”，更不能因为“人事现象的复杂，于研究上特感困难”，便认为包括史学在内的“人事科学全不能成立，全不能存在。”他质疑道：“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他将史学与心理学、经济学、法律学等人文学科进行比较后论述说：“且在心性的学问，如心理学及经济学、法律学等人文诸科学，颇极发达，各就其所研究的对象，为一般理论的研究的今日，而犹以人事现象复杂难测为理由，主张就史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之不可能，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他强调指出：“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90～391页。）
        李大钊同时指出，要建立起科学的历史学，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现代史学工作者进行艰苦的探索，他在《史学要论·什么是历史学》中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这种严正的历史科学，实际上今尚未能完成其整齐的系统。……历史科学能否于最近的将来完成他的系统？历史科学一旦成立，果为如何的性质？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究有若何的关系？其界域若何？其考察法的相异何在？历史科学所当研究的事实为何？这都是治史学者所当加意研考的问题。”他强调说，这些问题的研究要取得进展，“历史学的科学系统”要得以完成，只有依赖史学工作者的“奋勉的努力”与不懈的探索。而这种努力和探索的关键，便是坚持进行史学的革新。要广泛吸收和借鉴“生物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及人文科学”等近代科学的研究成果，根据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的需求，“自辟蹊径”，锐意革新，从新的角度，用与前代史学完全不同的“新方法为新研究”。只要这样“研究下去，历史理论即历史科学，终有完全成立的一日”。这是现代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88、392、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