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学革新的理论取向
        李大钊认为，进行史学革新，关键在于要“依据进步的史观”去“重作”历史（注：《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230页。），也就是要用先进、科学的理论指导新时代的史学研究。在当时，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完成了对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以生物进化论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上的超越。由此，他通过对中外各种历史理论的精湛研究和深入分析，极具说服力地提出，近代以来，历史理论上最为重大的革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这是史学革新在理论上的最高成就，是历史科学赖以建立的理论依托，也是现代中国进行史学革新的理论取向。
        综合李大钊有关史学的论著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作为中国现代史学革新理论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先进性和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人们摆脱了旧史学的窠臼，为人们开辟了一条对历史作出正确解释的“新路”。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现的”唯物史观这种新的理论诞生之前，所有的对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全新的、进步的对历史的解释，与旧的“历史的解释方法”“截然不同”、“绝然相反”，它是历史理论上带有根本性的革新，有着极为“重大”的“史学上的价值”。在它的指导之下，可以对历史作出全新的、科学的解释，求得历史的“全部的真实”。（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6～321页。）
        其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所作的新的解释，具有前所未有的“合理”性，是唯一能揭示“历史真义”的理论。在《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他的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他强调说：“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是合理的。”（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24～325页。）
        在《史学概论》一文中，李大钊又说，旧的史学、旧的史家，没有给历史以合理的解释，直至“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这种对历史进行合理解释、揭示出历史真谛的理论上的根本革新，可以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李大钊在文中以大部分篇幅，引用众多的事例，反复论述应当“本着新的眼光，去不断地改作重作”历史，进行史学上的革新的同时，特别强调“发明历史真义的是马克思”（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8～341页。），对历史作出最为合理的解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与他此前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一文中阐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历史的正确解释开辟出“一条新路”的观点相呼应，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现代中国史学革新理论取向的不容置疑的地位。
        复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史学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是指导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并使中国史学最终达于兴盛的唯一的理论选择。在史学理论专著《史学要论》一书中，李大钊于详尽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李大钊译为《〈经济学批评〉的序文》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时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注：《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9～381页。）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之后再次强调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注：《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05页。）
        显然，在李大钊看来，以新的史观对历史进行新的“解喻”，以新的理论对历史进行“改作”和“重作”，也就是说，在现代中国进行史学革新，其理论取向，只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种全新的、“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从而为历史学开辟出一个“新纪元”的历史理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综上所述，李大钊通过对史学革新的基本属性、史学革新的根本目的和理论取向的深入系统的论述，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学科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真谛。这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史学革新观，有着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长久的生命力，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对当前和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