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可资地方史志的编纂。
    全祖望整理历史文献的原因之一是有感于乡先辈之遗事、遗著缺失，从而欲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中兴桑梓学统，增色家乡文献。因此，他在撰著《鲒埼亭集》各文时，是着重围绕着浙东人物、事件展开的。同时，他也有感于“四明旧志，由张津以至杨实，皆过于寥略，一切古迹，阙而不备”，旧有府志中人物的缺失更为严重。而明清之际，浙东的许多人物，其事迹虽不足以登国史，但对于地方史志却是不可少的内容。而地方志的价值，正如全祖望所指出的，“地志之佳者，正以其能为旧史拾遗”（同上书外编卷45《答九沙先生问史枢密兄弟遗事帖子》）。因此，尽管全祖望从未编撰过专门的地方史志著作，但他在整理历史文献时，要有补于地方志乘这一思想是十分明确的，曾为编写这些史志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同时也对编写工作提出过不少重要的意见。他说：
    接手教，以宁波府志列传目录寄来，恐有漏遗，令加增补。从前乾道、宝庆、延祐三志过简，故人物之可传者，原多脱落。但今日也无从考索。愚留心桑梓文献久，其为诸志所失者，已多以文章表之，今尽录奉上。其未及成文者，尚得十数人，并附于后。（同上书外编卷47《奉寄万九沙编修宁志补遗杂目》）
    他一方面积极刊刻先贤文献，使这些著述得以流传，另一方面，广为搜罗浙东人物事迹，从志士到和尚，只要他认为有德行文章、忠孝节义的，都为其撰著传文，以有补于地志内容。
    桑海之际，吾乡以书生见者，最多奇节，……当时多以嫌讳弗敢传。年来已再世，遭逢天子宽大，屡下明昭，于是烈士之遗行，稍稍得出。而予谬以文章推于乡里，诸公之碑表，多以见属。吾友万承勋，一日，以娄秀才事来乞铭，谓于今将修府志，须君表墓之文，使秉笔者有所据，予曷敢辞。（同上书外编卷6《明娄秀才窆石志》）。
    对“六狂生”、“五君子”等许多人物事迹，全祖望都作了很生动详实的记叙。对当时和后来编写地方史志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此外，全祖望在《鲒埼亭集》中对于地理学、金石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及史表设置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事实上，浙东学派的各代大家历来就注重史表。万斯同曾作《儒林宗派》，被黄梨洲称之为大有功于史学的举动。全祖望正是在继承了浙东学派这些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表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史家作史，“其兴废传袭琐屑之迹，虽有列传可考，而眉目非表不著。又其中有交推而旁见者，尤必于表观之”（同上书外编卷42《移明史馆帖子三》）。同时，他又指出，史家在作表时，不能因袭前例，而应该根据所著历史的实际情况而定，“史之有表，历代不必相沿，要随其时之所有而作”（同上书外编卷42《移明史馆帖子三》）。这里，他实际上已辩证地指出，各个时期的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史家撰写这些时期的历史，对于史体的选择，也应相应地根据客观事件的情况而定，无论采用哪一种史体，其最重要的是能反映当时时代的全部历史情况。他说：“辽史于属国之外，又有部族一表。诸国，所以识其大者；诸部，所以识其小者，大小虽有不同，然但取其有关于一代之故，则某所谓随其时之所有而作之者也”（同上书外编卷42《移明史馆帖子四》）。我觉得，全氏这里所论述的虽是关于史表的事情，实际上，他已阐述了自己的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作史并不一定按正式的史体来进行，只要它能反映全部历史的真实，任何一种体例都是可以的。这恐怕也正是他《鲒埼亭集》在形式上五花八门，而内容上紧贯宋、元、明、清这段历史的原因之一。
    全祖望在对史表进行理论上阐述的同时，在史表设置上曾作了一次突破性的尝试，那便是在《宋元学案》一书的各卷之首，设立“学案表”，把每一学派的师承、讲友、学术的上下左右情况，先在“学案表”中简要地加以罗列，使人开卷即能明了，从而使“学案体”这一新的史体臻于完善（关于“学案表”已另有撰文）。这也正是他科学地运用史体的结果。
    总之，我们可以这么说，《鲒埼亭集》一书是全祖望研究宋、元、明、清历史的代表之作，它对于后来学者研究这一段历史，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