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初，与新文化运动者相对抗而颇有声势的学衡派，表现出文化上保守主义的倾向，他们在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主张。他们以《学衡》杂志为主要阵地，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维护传统，慎择西学”的宗旨下，发表了许多学术文章，其中不乏论究史学之作，当为学衡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学衡派的史学观点、史学理论乃至史学成果，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潮。下面着重讨论学衡派史学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是他们对西方学术文化的态度，二是他们史学研究的成果。
    一
    学衡派的史学研究注意吸取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是他们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
    《学衡》杂志创刊号其主旨是“诵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学，解析世界名着之共性以邮思”。在第一期连刊四篇国故述学之后，接着登载了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以示“国故西学，齐重互见，古言今说，兼取并论”。这篇文章指出百年来西洋史学特征为任情与崇实。“二者皆19世纪两大思潮之表现，盖浪漫主义与实验主义影响及于史学之效果也。”陈训慈在力主传播吾国真史的同时，从史观之派别上，寻绎欧洲对史之观念为美术史观、宗教史观、道德史观、政治史观、哲学史观、个人史观、科学史观、社会史观、经济史观、地理史观、综合史观。认为“吾国史学观念，固亦以时而殊，而学者之论虽多，惜稀明确之主张，故分类自必以西洋学说为衡，而旁及吾国史家之说焉。”①他们还特别介绍了郎普勒希特的文化史观和鲁宾逊的新史学，宣传其最新史学观念，日趋于社会心理，史学为“人群心理的科学”，“史家始终为社会科学之指导者与批评者”的观点。进而感悟到“史学与社会之关系”，日就密切，生而为人，既不能不有历史之常识。国人言新文化者，当亦知所深省矣”。②李思纯1923年自欧洲东归，加盟南京东南大学之际，一面感叹夙为文化旧都的南京，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残毁最剧者，表示愿为重振传统文化而争斗，一面认为对于欧化，不为极端迷信，亦不为极端排斥。即把他在巴黎大学亲受瑟诺博司教授的历史方法，依照其所着《史学原论》法文原版及英文本参的翻译成中文，是为国内较早的史学方法论译着。李思纯虽陈述其译本在在符前哲旧言，然也承认《史学原论》上篇所论历史家辅助之科学，中篇所论如何鉴别版本外形及是非、史料之类分整理、校雠考证之专业情形、历史学当服从一切自然科学规律之理由，下篇所论社会事实联带之因果，理想推度之道，是皆刘知几、章学诚之所未发也。他说：“宁敢厚诬中国史学之无方法，惟以吾国史籍浩瀚，史料芜杂，旧日法术，或有未备，新有创作，尤贵新资。则撷取远西治史之方以供商兑，或亦今日之亟务。此则译者所由从事之志耳。”③此外，缪凤林和景昌极还分别撰写《历史与哲学》、《历史哲学》等文章，引进西方近代的历史哲学概念，详述历史与哲学的关系、历史哲学上之问题与派别、历史上之要因、史事变化之法则阶级与趋势。缪凤林综合西方近代各家之说，否定了历史为过去事实之记载的通常说法，指出历史之真谛为史的之实施，史之公例之发见，此为哲学之有关于历史者。而历史之关于哲学，初不仅有助于哲学之证明，实常能产生哲学，治哲学者，皆由历史之研究，推究其伏之理者。历史之关于哲学，实以历史的态度探索事物，即“历史法”是也。历史法为达尔文《进化论》应用于哲学之结果，其研究事物，一以事物之由来与发展为出发点，而偏重其产生与历史。此种历史法，用治哲学，可使研究之资料简单、足以解释“学说为时代产物”之公例，示人进化原则之可能，使人深识“遗迹”④。
    学衡派论学评史，继承乾嘉学派“无一事无出处，无一句无来历”的精神，采取熟读古书，“考信于六艺”的态度，尤为反对诬古轻疑、逞臆妄作的学风。《学衡》、《史地学报》等杂志或载有言之凿凿的考据文章，或刊登“洋考其来历”的述学之作，于是在一些人看来，学衡派纯然是些“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物。但其实，学衡派的史学绝不是乾嘉考据学所能范围的，岂可独以“史料派”视之。学衡派不仅以史料见长，而且善发史论，在建构资产阶级特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作出了努力。
    1992年5月，《史地学报》第1卷第1 期发表了缪凤林的《研究历史之方法》一文，凡三章，分为通论、审判、综合。首先对何为历史下了一个精辟的定义：“一切历史事实，皆属逐渐发展，逐渐蝉蜕，旧者未全灭，新考已兴；新者虽盛，旧者犹有存焉。而此新者即旧者之所演化。此则历史之真象也。”关于治史目的，曰“似有述往思来与畜德日新二义。”他在另一篇文章谈到历史之意义与研究时，进而推及为“温故而知今、彰往而祭来、畜德而日新、崇善而去恶、生活之超脱、胸怀之扩大、爱国之心发、精进之心生⑤”。对于史学的性质，他明确指出异于各科学者，理由是科学直接，历史间接；科学求同，史学求异。这种看法在当时较为普遍，是颇合西方现代相对主义史学思潮的。在“史料与搜集”一节中，兹分史料为二类：一为有意的传下者，下列记述者、口传者、艺术的产品，二为无意的遗者，下列方言、制度、手制品、器皿、美术、文学、商业组织、某种金石。缪凤林据此指出，诚欲编为国史，会当将所有遗留史料，搜集整理，着手之法为募集款项；采掘于地下，搜罗于海外；建筑宏大之图书馆与历史陈列室；聚集固有人才，培养适当人才；详编目录索引。在以后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前论中，缪凤林又进一步为史学通义诠释，认为史之为故事之记载，因之可区分为史实、史料、史学。历史又为人类动作之变化与因果。“人类动作之本质，曰变化，变化之显着现象有二；一则相续如绳，前遗后袭，继长续增，生命虽有休止，而动作则亘古亘今，是曰绵延。二则新陈代谢。旧未全灭，新者虽盛，旧尚有存。而新之于旧，必有差异，是曰蜕变。由前知史实无有孤立，治史者当探索其赓续之关系，而不能如自然科学家之一意求同，抑绵延蜕变。不外因果，一史实也，承前生后，对前称果，后则称因，其道多端，或彰显而易见，譬犹澍雨降而麦苗茁，烈风过而林木槯，或细微而难窥，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荼浸陶壶而留陈渍。”⑥这段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历史的真相和性质，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历史较高的认识水平，是建构近代史学理论体系有价值的思想材料。
    张荫麟虽被称为新史学家，但也经常在《学衡》杂志上发表文章。他的《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提出了关于史学的科学性问题，对史料自有的限制作了极为系统的考察，试图回答下列三个相关的理论性问题：一、过去历史资料所受之限制何在？二、此等限制在将来有打破或减轻之可能否？三、如何控制将来之资料以打破或减轻此等限制，使将来之历史渐臻于理想之域？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过去史料所受的限制可分绝对、相对两范畴。属绝对限制的有十一项：（一）观察范围之限制。（二）观察人之限制。（三）观察地位之限制。（四）观察时情形之限制。（五）知觉能力之限制。（六）记忆之限制。（七）记录工具之限制。（八）观察者道德之限制。（九）证据数量之限制。（十）传讹。（十一）亡佚。属相对限制的有四项：（一）绝缘对限制而生之谬误未经发觉者。（二）伪书及伪器之未经发觉者。（三）史料本不误因史家判断不精而致误，或史料原误因而加误，但未经发觉者。（四）受知识水平限制之事实解释。至于第二、三个问题，他认为史料限制由于科学的日益昌旺而正在逐步减少或削弱。“相对限制”固已日渐缩小，即使“绝对限制”亦有所改善。他特别肯定报纸所记范围之广和新闻指导的时效性，对于史料保存的决定性意义。他甚至前瞻性地建议史学界立即着手培养科学的“历史访员”，训练他们“依科学方法观察、记录现在人类活动”，好为未来史家提供最少限制，最大数量的“理想之历史记录”。他不无乐观地展望史学发展的前景，“盖此等问题一解决，新方法见诸实行，则将来世界之历史记录，将来人类经验之库藏，必大改观。人类关于自身之知识，或因此而得无限之新资料与新观点，亦未可知也。”⑦这三个问题的提出，在当时确是超越时贤的卓见，不仅是对传统史料观的突破，也是历史认识论的一大进步。它触及到诸如历史认识的对象与认识结构、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中介与结果等史学理论，故有对史学本质的认识趋于深化和逼近的倾向。这表明了资产阶级史学家“思超出传统思想之束缚，而别有所建立”的意图，对后人是有所启迪的。
    此外，刘谈藜撰成《史法通论》，刊于《史地学报》2卷5、6期， 依次叙述史学、史识、史体、通史、史限、详略、史才、史文、史德、自注、史论、史称、阙访、史表、史图、纪元、叙源、句读等，是对我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综合整理，使之稍具统系。陈训慈则在《史地学报》1卷1、6期发表《史学蠡测》， 对于新史学之解释范围作用，以及史料与史法，史学是否科学及其与他学科之关系，吾国史学及西洋史学之沿革作“鸟瞰”的叙述，使读者略知史学上之概念原理。
    上述学衡派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探求，是其时国内学术界大规模引进西方各种学说，特别是重视史学方法论探讨的风气所致。他们虽以昌明东方文化为己任，但并未排斥西方文化的输入。翻开《学衡》、《史地学报》、《史学杂志》、《史学与地学》等杂志，为数不少的翻译介绍文章出自学衡派史学家的手笔。如向达译《近四十年来美国之史学》、《史律》，陈训慈译《史之过去与将来》、《希腊四大史学家》、《历史之价值》，张其昀译《美国人之东方史观》、《历史地理学》、《方志之价值》，胡焕庸译《各国历史所受地理之支配》、《美国之民史》，王庸译《社会学与历史之关系》、《欧史举要》等。可见，对于导引国人了解西方近世史学的现状与动态，学衡派的史学研究是值得重视的，不能以“东方文化派”的极端来看待他们。
    二
    在五四时期迭出的史学思潮和流派中，学衡派史学家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产生影响，在实际的史学研究中取得一系列的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主要反映在专史和考据之作方面。
    （一）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五四”前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高潮迭起，先后参与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论辨双方为了寻找理论根据，以证实各自的观点，大多从中外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演变入手，来比较东西文明的优劣异同，由此引起人们对文化史的兴趣和注意。于是，系统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专着开始出现。当时，《学衡》杂志即乘东西文化论争之势，率先刊登了中国文化史着作。一为陆懋德的《中国文化史》，分为四章连载，但是书写到夏殷周时代，未完。另一部则是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于1925年至1928年由《学衡》分期发表，后出合订本。1932年由南京钟山书局正式印行。
    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绪论首先列举了中国具有幅员广袤，种族复杂，年祀久远等特殊之性质。然后发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搏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吾国所以客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他认为，答此问题唯有从史策中“籍觇文化之因果者也”。是书把中国文化史划分为上古文化史、中古文化史、近世文化史三个时期。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明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民国初年，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这表明作者注意把世界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考察历史，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层”，并用世界文化的眼光，探求中国文化与东西文化的融合、交流、相互影响的过程。柳诒徵认为，我中国所以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其道在中，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他举例说：“印度之文化输入于吾国，而使吾国社会思想以及文艺、美术、建筑等，皆生种种之变化，且吾民吸收之力，能使印度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扬，且盛于其发源之地，是亦不可谓非吾民族之精神也。”⑧对文化史的意义，也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说：“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实则民族社会之史料，触处皆是，徒以浩禳无纪，读者不能博观而约取，遂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鉴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教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书雕刻之类，举无可稽。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唯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⑨尽管他在《中国文化史》中要揭橥的“民族全体之精神”实质上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决定论，有着明显的信古倾向。但是，柳诒徵站在“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的角度，把教学、文艺、社会、风俗、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书、雕刻之类都作为历史的中心来论述，毕竟跳出了封建史书皇帝家谱史法的窠臼，是对向来的政治史传统的有力冲击，使文化史在史学中占有一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