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在编纂体例上，不仅“仿欧美之例，着专门之史”，采用综合型的文化通史体裁，而且吸取传统的纲目法，上契纲领，下列史料，夹叙夹议。“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引用资料600余种，既广泛征引古书，沿流讨源， 也常汲取近人研究成果，为后人提供了方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自20年代问世，在当时流传和影响是广大的。有人评价“这是一本庄严郑重的巨着”；“持论正而义类宏，元明以来所未有也。”胡适虽然指摘柳着许多疵漏，也认为“柳先生的书，可算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⑩《中国文化史》虽然在体裁和内容上还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承袭着一些封建主义余毒，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和辨别。然而，它毕竟是“开山之作”，在当时别辟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蹊径。
    （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源远流长，然而，史学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则肇始于五四时期。“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细密”。当时北京大学朱希祖主持的史学系，曾把整个课程设置分成史学的基本科学、史学的辅助学科、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中外通史及断代史、专门史及外语等系。朱希祖本人就讲授过《中国史学通论》，以较新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以后，在梁启超等人的进一步倡导下，史学史才逐渐形成一门有系统的学科。然而，与北大学者相对峙的南高学者也同样青睐于史学史的研究，他们虽然没有着力宣传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却潜心着述，孜孜以求，拿出了不少具体的研究成果。
    柳诒徵的《史学概论》是1926年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讲义，内容大多涉及史学史的范畴和义例。在论述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时，柳诒徵指出，“治历史者各有其主观，吾国之群经诸史，皆以道德观念为主。杜预论《春秋》经传五例，结之曰‘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实则《易》、《书》、《诗》、《礼》亦无非以正伦纪明礼义，后世史书高下得失虽不齐，其根本亦不外是。今人疑经疑古，推翻尧、舜、禹、汤、周、孔，而转喜表彰王莽，即由根本观念不同，故于古史争辨最烈也。”（11）这段话揭示了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为道德决定论，尤有一中心主干，数千年全史之根本皆系于此。确实点出了古代封建史学是以道德纲纪为核心的实质。五四时期疑古思想的出现即是古今史学观念之变迁，古史争辨也正反映了新旧两种史观的交锋。“故某一时代之制度，有某一时代之思想，须一一求其所以然，不可出以武断者，治史学之要义也。”（12）这对治史者尤有启发。对于史学之范围，是书匡定为未有文字之先，地层化石动植物之寸骨片叶，皆历史也。文字之史则有钱币、金石、甲骨、符牌、印押、器具以及画象、图绘等多种，狭义言之，则一切书籍文牍，无往而非历史，其目录家所列史部诸书，又狭义中之狭义耳。其实经史子集，以至小说报章，佛道耶回各教诸书，凡属人类过去之思想言论事实记载，皆在历史范围之中。“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约言之，一切文字皆历史。”应该承认，这个定义是具有现代史学意识的，与当时的一些新史家所见略同，并无固执守旧之嫌。也较真实地表述了今人对于史学研究广大领域的认定和共识。是书还指出我国史学之发达的标志，一为史官，“吾国自黄帝以来即有史官，累世相承，莫不以国史为重，绳绳继继，信而可徵，非若他国初无专掌史职之官，惟凭私家纪载，所传异辞也。”（13）一为目录，“吾国史籍有当时之书籍目录。是亦史书之一特色，足徵史家之注重文化也。”（14）世界各国莫不有史，而这二点，正是中国史学史有别于他国的关键所在。过去人们往往泛泛而谈中国史籍之多且备为世界之最，而并未追究其之所以然。柳诒徵深窥底奥，切中要害，是颇有见识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史料基础，是书以新的分类法将其史部归纳为古史、正史、近世史、编年纪事分类之史、历史地理之书、史学书等类别，视之为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柳诒徵对于正史之史料，尤为关注，专门撰文，探其源流，认为正史之性质有史官所着、政府命文学家所着、私人所着三种，史官所着之中，又分一人独着者，与众手合修二种。他针对新史学思潮批判正史之呼声，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说：“国体既更，世风丕变，有议削除秦汉至明之史事不必读者，有斥诸史为帝王家谱无当于社会者。是亦持之有故，所惜未窥其通。……苟观其通，无往不可为龟鉴。矧社会风俗之散见传志，在善读史者读之，任务朝之帝王史，皆吾民之史也。”（15）他看到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只读历史教科书而废弃正史的倾向，及时指出，“若徒读教科书中廖廖数十百言，但能知一二重要人物，及其初起个最后之结果，中间事理，全不了然，既不足以引起兴趣，复不足以增长阅历。故读教科书，每事必须参阅正史，方能得益。”（16）他还认为，近世学者编历史教科书，以史事之性质分类专史，如政治、法制、经济、学术、风俗、宗教、教育、实业、美术、社会、外交等史，其实皆正史诸志汇传之遗。凡此言论，无不提醒世人充分认识正史的史料价值，“宜求古人之善而发之”，尽可能发挥其经世致用之功效，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张其昀的《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综述《史通》与《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三书，新立章条，区分类聚，分述典籍之搜罗，校雠与考证，论记载之真确，史之义例，史之述作诸项，认为“章君绍刘君之学，其书体例相似，而互有详略，刘君固为独创，章君尤多发明，互相补益，故非因袭之比，论典籍之搜罗，章君为详，立州县志科以存文献，乃其建议，至于校雠着录，又章君专门之学矣。论记载之真确，及史之述作，刘君特审。章君所补，为阙疑之例，及自注之例，故三书者相须而备。”（17）缪凤林的《古史研究之过去现与在》（上篇），以旧者四派为上篇，一为疏通知远派，称其欲实现孔门言史之理想；二为博古派，不以六艺为衷据，而较《史记》尤博尤古者；三为杂糅派，其识见浅陋，既不能如疏通知远派之出入百家，以六艺为衷据。亦不能如博古派之引据浩繁，惟杂采成书，其迷信载籍逾于博古派，而博雅不足，无别择，无义法也。四为儒家正统派，即以六艺言史，奉儒家为正统者（18）。并明其类略，着其概要，而略评其得失，实为论列研究中国古史流派之作。
    其他如郑鹤声的《汉隋间之史学》、《史汉研究》、《正史总论》、《古史官考略》，《清儒之史地学说与其事业》、《清儒对于“元史学”之研究》，陈训慈的《浙东史学管窥》、《清代浙东之史学》，张尔田的《史微》、《史传文研究法》等文，均以断代或个案的史学研究成果，为史学史学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中国礼俗史的研究。礼仪习俗为民族社会生活的底蕴，“欲考社会状态，非礼俗莫由”。礼俗是社会生活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历史研究领域扩大的必然产物。“以今世史学家，社会学家眼光观之，则礼之由来与其演进，皆民族社会由榛狉而日进于文明之遗迹也”（19）然而，这类史料零散片断，又淹没在诸史群籍之中，不易发现，非广搜而列举，博观而约取不为功。因此，过去很少有人去专项研究。王焕镳的《论周代婚制》，发表于《学衡》第八期，则开其先声，对此进行考察。
    稍后，柳诒徵撰《中国礼俗史发凡》，首论读经史以治礼俗之法，认为“故必通群经而后能治礼，亦必通群经而后能治史”。在探讨礼俗之演变时，认为“礼所由起，皆遂古之遗俗。后之圣哲，因袭整齐，从宜从俗，为之节文差等，非由天降地出，或以少数之私臆，强群众以从事也。”（20）俗先于礼，礼本于俗。故言礼而不言俗，未为知礼。“礼俗之界，至难划分”。礼俗并称，始自《周官》，如《礼记·曲礼》说：“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礼是华夏族在千百年中凝结出来的习俗，并由习俗而转为制度。由俗而为礼，教民以礼，化民以俗。故民俗在先秦时期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伦理倾向。“考究当时风俗及吾国今日习俗之沿革，皆宜于礼求之。”（21）上述论述，揭示了礼俗缘起的政治性特质和以礼制俗的传统。柳诒徵早年撰写的《中国文化史》，也深及先秦礼俗之原，凡陈一事，必旁及相关之政俗。并专列《周之礼制》一章，兹就冠、婚、丧、祭、射、乡、朝，聘八者而举之，认为“此皆当时人事所至重也。”为了扩大治史范围，反映社会全貌，柳诒徵综览群书，“博观而约取”，特别重视历代以来各地乡俗民风。他曾作《江苏社会志·礼俗篇》，辑录了正史、典志、诗文、杂说、笔记、丛书、方志中的有关材料，对江苏地区的礼俗演变均有记载，尤详晚近冠婚吉凶之变革。另撰有《清德宗之大婚》，认为此即千古帝后大婚之结局也，着之史册，亦足以广异闻。柳诒徵在礼俗研究中，还十分注重考究人民生活的状况，于许多地方志书与说部笔记中细心钩稽，分类排列。正是在这种人民性思想指导下，他竭力破除“君史”之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尝欲采辑诸史广及说部别集，专述吾民衣食住行演变条流，为民族生活史，颇冀通人同致力于此，亦至有兴趣之新史。”（22）除此之外，学衡派史学家的考据之作也是颇具功力的。
    注释：
    ①刘伯明：《共和国民之精神》，《学衡》10期。
    ②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1卷2期。
    ③《史学原论》译者弁言，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④缪凤林：《历史与哲学》，《史地学报》1卷1期。
    ⑤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史地学报》2卷7期。
    ⑥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编前论，南京钟山书局1983年版。
    ⑦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学衡》62期。
    ⑧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⑩胡适：《书籍评论》，《清华学报》8卷2期。
    （11）《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2）《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3）《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4）《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5）《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6）《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7）张其昀：《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学衡》5期。
    （18）缪凤林：《古史研究之过去与现在》上篇，《史地学报》1卷6期。
    （19）柳诒徵：《中国礼俗史发凡》，《学原》1卷1期。
    （20）柳诒徵：《中国礼俗史发凡》，《学原》1卷1期。
    （21）柳诒徵：《中国礼俗史发凡》，《学原》1卷1期。
    （22）柳诒徵：《中国礼俗史发凡》，《学原》1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