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嘉时史学的特点是考据学占据统治地位，学者们只从事具体的研究，只考史而不敢论史，埋头于故纸堆中，搞烦琐的考证，研究领域十分狭窄，史学家的聪明才智被引向对古文献的整理、诠释上去。赵翼史学虽也受这一时代思潮的影响，未能摆脱其束缚，但是他能集辞此事，用归纳法进行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源，不局促于狭义的考证，在考据之风弥漫学术界时，他独树一帜，举起经世的大旗，将其所写的《廿二史劄记》比为“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①。委婉地道出他继承顾亭林以来的学术经世思想。
    赵翼字云崧（一作耘松），号瓯北，清江苏阳湖（今常州）人。生于雍正五年（1721年），卒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出身贫寒，父亲是塾师，以教书维持生活。并且早逝，故其家境益困。十六岁便开始以课童维持全家生计。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失业入京谋求出路。次年，在京应顺夭乡试中举人。受到座师汪由敦的赏识，将其聘为私人文书和家庭教师。汪家藏书丰富，可以供其随时翻阅，文学上也受到汪的直接指点，故学业大进。乾隆二十年，授为内阁中书，旋入值军机处，因敏于应奉文字，颇得大学士傅恒、汪由敦倚重。时值西陲用兵，军报旁午，凡诏旨与进奏文字，多出其手。曾四次随从乾隆帝木兰狩猎，戎帐中无几案，则伏地起草，顷刻千百言。二十六年中进士，已内定为状元，因乾隆帝说陕西未出过状元，将其与第三名陕西人互换，于是赵翼只得了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寻充方略馆纂修官，予修《平定准噶尔方略》，后又参与修《通鉴辑览》，担任过顺天武乡试主考和会试同考官等。三十一年（1766年）冬，特授广西镇安府（今广西德保）知府，从而结束了他十七年的京城生活。四年后，调广州知府，旋升任贵州贵西兵备道。到任仅一年，有人揭发他在广州知府任内纵囚为违律，吏部议降一级调用，赵翼便乘机以母老年高，愿回家侍养为辞请退。从此，他在家读书，并开始其著述生活。他任京官和地方官多年，阅历丰富，且才华横溢，以诗文著称于时。当时常州当运河之冲，过往者多，著名学者如袁枚、王文治、钱大昕、卢文弨、毕沅等多与之建交，交流学术研究上的心得。赵翼著作有：《陔余丛考》、《皇朝武功纪盛》、《廿二史劄记》、《藩曝杂记》等，其中以《廿二史劄记》为其代表作，影响较大，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齐名。
    一
    《劄记》是赵翼读《史记》、《汉书》等二十四部史书所写的劄记汇编。而取名为《廿二史劄记》，不过是沿用了明人旧称的习惯。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其后又续有增补改订，至嘉庆五年（1800年）才最后写定。赵翼叙述其写作过程说，辞官回乡后，“闲居无事，翻书度日”，一心攻读史书，“爰取为日课，有所得辄劄记别纸，积久遂多”，编成是书。又说：“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但其着眼点，主要是“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②的资料和问题。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于经世致用，因为在他看来，“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辙相寻。对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令人。”“九仞山才倾篑土，一杯水岂救车薪。书生把卷偏多感，剪烛徬徨到向晨。”③又说：“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祗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瓯香。”④
    可见他的治史实为载“古方”以医“今病”，因而他不仅考史，也评史论史，着重史学的功能作用。他抓住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一些问题，胪列诸多相类的史实，分析出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作为劄记的形式加以论述，如《两汉外戚之祸》条说，“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祸亦莫如两汉者”。外戚之祸是如何形成的呢？赵翼认为，“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随之。西汉武、宣诸帝，东汉光武、明、章诸帝，皆无外戚之祸，由于不假以权也。成帝柔仁，专任王氏，而国祚遂移。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不肖者辄纵恣不轨，其贤者亦为众忌所归，遂至覆辙相寻，国家俱敝。”⑤这就讲清了外戚之祸形成的原因，促使封建统治者应引以为戒。
    又如赵翼对唐亡的原因，根据新、旧《唐书》的有关材料，对唐末政治作了分析，认为宦官擅权和方镇跋扈是唐朝衰亡的两个重要原因，在《唐节度使之祸》条指出，唐代方镇不仅统兵握有军权，而且统领数州，节度使身兼按察使、按抚使、支度使数职，有土地，有人民，有甲兵，有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故“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赵翼接着分析说，安史之乱虽然平定，节度使权却有增无已，“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以致“天子力不能制”，只好姑息养奸，任其愈骄。这种局面发展下去，天下当然要“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赵翼认为方镇割据势力形成的原因，“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因此，他肯定宋朝“以文臣知州事”，解决了“弱干强枝”⑥的祸患问题。在《唐代宦官之祸》条中尖锐地指出：“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他分析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君主过分信任和依赖亲近自己的宦官，”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矣。”他认为“身在禁闱，社鼠城狐，本易窃弄威福，此即不典兵，不承旨，而燕闲深密之地，单词片语偶能移动主意，轩轻事端，天下已靡然趋之。”这是因为二者皆极要重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况二者尽为其所操乎。其始犹假宠窃灵，挟主势以制下，其后积重难返，居肘腋之地，为腹心之患，即人主废置亦在掌握中。”⑦其他如《宋制禄之厚》、《宋恩荫之滥》、《宋冗官宂费》、《明分封宗藩之制》、《万历中矿税之害》、《明代宦官》诸条则对宋、明弊政及亡国原因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如认为宋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同时又以厚禄巨费笼络官员，致使耗尽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冗官冗员，尖锐地指责“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并肯切地说，“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⑧又列举明万历中设监横征滥税，刻剥百姓，骚扰天下，不断激起人民反抗的史实，指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⑨是近于事实的。赵翼的这些评论，显然是在引起统治者鉴戒，以避免重蹈覆辙。
    赵翼在《劄记》中还大量揭发了封建统治者的滥刑酷法。他写到汉武帝滥刑时说，是时诏狱特多，“二千石系廷尉者，不下百余人，其他谳案一岁至千余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廷尉及中都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又十有余万。是可见当日刑狱之滥也。”他感叹唏嘘地说：“民之生干是时，何不幸哉”！⑩在《五代滥刑》条中，不仅揭举了五代时的腰斩、断舌、决口、断筋、折足等使人“宛转号呼而死”的种种惨毒之刑，而且指出“五代乱世，本无刑章，视人命如草芥，动以族诛为事。”其时的种种滥刑，“毒痛四海，殃及万方”，使天下“皆被其祸”。（11）
    鉴于清廷的文字狱之祸，赵翼对历史上的文字狱也详加揭露，如《秦桧文字之祸》条中说：“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因而附势于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下天。……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12）这实际上是借古以讽今，是针对当时文化专制的黑暗统治而立言的。类似这样的史实，如《明初文字之祸》等条中也列举了朱元璋以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的史实。
    鉴于清代民族关系比较复杂和清廷未加妥善处理的情况，赵翼通过金代有关史实评论说，由于金统治者未处理好民族关系，以至“初则种人倚势虐平民，后则平民报怨杀种人”，推其缘由，是因为“种人与平民杂处”以至矛盾重重，处理不善，遂成为衰亡的重要原因。这显然是在告诫清统治者必须吸取教训，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此外，在极少数地方，赵翼也通过论史的方式而直接对当时事发表一些看法。如乾隆年间，英国曾遣使向清廷要求占有舟山群岛以作为其贸易屯泊据点，他列举事实证明，舟山“乃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即可据为巢穴，固不可轻授也”。（16）
    在元史部分，赵翼着眼于当时治理黄河的问题，在总结贾鲁诒河的事实时，指出元代所用“疏、濬、塞之方，及用土、用石、用铁、用草、用木。用杙、用桓之法，至今治河者莫不遵用。”在总结元代治理黄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代应如何治理黄河的建议，他说：“河之所以溃{K1BA13.JPG}者，以其挟沙而行，易于停积，以致河身日高，海口日塞，惟恃两边隄岸为之障束，一遇盛涨，两隄之间不能容受，则必冲破而泛滥不可制。今欲使河身不高，海口不塞，则莫如开南北两河，互相更换。……如此更番替代，使汹涌之水，常有深通之河便其行走，则自无溃决之患。即河工官员兵役亦可不设，芦稭土方埽木之费可不用，但令督抚就近明管，自保无虞。”他特别强调，“此虽千古未有之创论，实万世无患之长策也。……区区之见，颇自谓有一得之愚，或取其言而行之，当有一劳永逸之利耳。”（14）
    《劄记》中也有一些肯定先朝政治和吏治的条目和言论，如《上书无忌讳》、《籍没财产代民租》、《遣大臣考察官吏》等，但其数量不过十数条，比起揭露和评论古代政治黑暗的条目数，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可见赵翼对前朝政治基本上是取否定态度的。
    赵翼在《劄记》中写了那么多的史事评论，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于赵翼运用归纳法作为他治史的主要方法，用之于对二十四史的考订整理过程中，很自然地会归纳出有关古代政治各种情况的条目，并形成史论。另一方面，就是他治史的经世思想，使他能集中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他这样做，也是具备了自己的优越条件，即他阅历事富，写史识的指导思想明确；因而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他所处的地位，他所持的经世思想，既不能公开宣扬，也不可激烈，只能采取隐蔽而温和的形式表达，从而形成他的“经世”的特点，所谓“隐蔽”，就是他把对今弊的不满通过对古代弊政的揭发和评论中发泄出来，把对今弊的改革或建议通过对古事善例的赞叹表露出来。所谓“温和”，是指《劄记》虽然对古代政治作了很多揭发和批判，却无一字是公开批评当朝的，相反，倒宣言褒扬了清政府，前后计有四次六多。这种情况说明了赵翼“经世”的怯弱和温顺，是由他的地主阶级上层知识分子的地位所决定的。他的“经世”既赶不上顾亭林，和同时的章学诚的“经世”也不好相比。他的“经世”是为巩固清廷统治服务的。不过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乾嘉学者好一些，他并没有完全陷入繁琐考据的泥坑。他对社会问题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事实表明，赵翼的史学思想是某些进步倾向与落后思想交错的混合体，我们不能全盘加以肯定或否定，而应细心地进行鉴别，这样才能比较正确、客观地评论这位大家，从而从他身上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