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史学中，存在着诸多异彩纷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其中英国马克思主 义历史学派因拥有一大批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独到的理论见解、获取了丰富的学术 成果并对国际史坛产生重大影响而独占鳌头，被公认是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 历史学派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本文拟对这一学派的发展轨迹、主要成就和理论特 征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的历史研究提供借鉴。
    一
    总体而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经历了酝酿（二战前）、形成与初步发展（二战后至 50年代中期）、转折（50年代中后期）、繁荣（60至70年代）和渐趋衰弱（80年代以来）几个 发展阶段。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长期在英国从事理论研究与革命活动，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 英国传播得十分缓慢，因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姗姗来迟。典型的例证是，英国史学家 乔治·古奇在1913年出版的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未提及马克思的名字 [1]；当代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直到1918年--而且事实上在那以 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大学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依然被完全忽视。”[2]（P3 1～32）只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由于英国共产党自1920年成立后大力传播马克 思主义，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长足进步而资本主义世界则陷入空前的经济和社会 大危机，这使得越来越多的英国学者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敌视态度。正是在这 种情况下，英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家，他们中以阿·莫尔 顿为代表。1938年，莫尔顿出版了英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人民的英国史 》。至此，我们可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起步。
    逮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进入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1946年 在伦敦成立的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和1952年创刊的《过去与现在》（pas t & present）杂志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时一大批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专业基本功扎实 的史学家聚集于上述小组和杂志的周围，他们经常举行研讨会，开展学术交流，并探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途径。这里需要指出，迄今我国学术界在论及英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家时，往往只提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埃里克·霍 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和雷蒙德·威廉斯。诚然，上述诸位是如今在国际史坛享有 盛誉的创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作为一个群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还应包括其他一 些取得非凡成就的史学家，如老一代的唐娜·托尔、莫尔顿，年轻一代的多萝茜·汤普 森、乔治·鲁德、约翰·莫里斯、布赖恩·哈里森、维克多·基尔南、约翰·萨维尔、 拉斐尔·萨缪尔、拉尔夫·密里本德、佩里·安德森、加雷兹·琼斯、罗宾·布莱克本 等。如此强大的阵容是其他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所无法比拟的。
    1956年办共二十大尤其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以及匈牙利事件， 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重大转折。各国共产党内部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 这个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也发生重大转变，即与苏联教条式的马克思 主义决裂。他们开始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家长制作风 和大国沙文主义等现象；开始批判历史研究中简单化、公式化和机械唯物论的种种做法 。1956年，汤普森夫妇和萨维尔创办了一份供党内讨论与争鸣的杂志《理性者》（The R easoner），他们想借1956年发生的事件及其在英共党员中引起的巨大反响展开讨论，从 而加速党内的民主进程和扩大对社会主义思想与纲领的讨论，但遭到继续奉行苏联教条 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英共领导的压制。于是，汤普森夫妇、希尔、希尔顿、萨维尔和萨缪 尔等人愤然声明退党，多布和霍布斯鲍姆虽没有退党，但其思想也同样发生了巨变，他 们只是想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对党的政策和实践施加必要的影响。退党后，汤普森等人于 1957年5月将《理性者》改为《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同年10月，萨缪尔等 人也创办了《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杂志，两刊集中反映 了剑桥、牛津等地左翼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声。1960年1月，两刊合并而成迄今仍畅销学 术界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一场旨在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即斯大林式 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新左派运动由此拉开序幕。由国际共运的转折引发的英 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上的转变，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出现转折。不可否认 ，由于不少知名史学家的退党，英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小组的力量大为削弱。但我们 更应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1956年以后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他们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对英国历史进行了新的研究，他们的优 秀成果几乎都产生于1956年之后，就是这种反思与创新的结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得到长足发展，在“范式”（Paradi gm）上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业已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在此条件下，英国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新史学的 新成果，发掘前人未曾发掘的具体历史资料，写出了一大批卓有创见、富有影响的史学 论著，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达到鼎盛。
    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虽然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仍继续有论著发表 ，如霍布斯鲍姆出版的《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纲领、神话与现实》（1990 年）、《极端的年代》（1994）和《论历史》（1997）以及萨缪尔出版的《记忆的戏台》（19 94）都深得好评，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已趋衰弱。究其缘由，一方面，从外部因 素来说，苏联东欧剧变后，国际共运处于低潮；在西方，政治思潮纷纷右转，新保守主 义出现，马克思主义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领域都遭到冷漠；西方新史学也陷入困境 ，处于不断的论争当中，这对与新史学关系非常密切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产生负 面影响。另一方面，就英国本身而言，在老一代史学家中，多布、威廉斯、汤普森、密 里本德、萨缪尔已相继辞世，其余虽然健在但大都年逾古稀，渐渐退出史坛。而新一代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虽然人数不少，但他们不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上，抑或在对 国际局势的认识上，还是在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上，与其老一代相比都要逊色得多。英国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今后如何发展，能否再度辉煌，这不但受制于客观因素，更取决于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身的努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