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乾嘉学派中，惠栋、戴震齐名。因惠栋为江苏苏州人，戴震为安徽休宁人，所以论者据地望名学而有吴、皖二派之分。吴皖分野，究其立说所自，当以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的《訄书》为滥觞。书中，太炎先生论清儒有云："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①其后，梁启超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再加阐发，遂成"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②之说。自章、梁二先生说出，前哲、时贤之述乾嘉学史，吴皖分野，俨若定论。吴皖分野说，无形中掩盖了乾嘉间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因此，以吴皖分野而论乾嘉学派，就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了。以下，拟就此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就教于大家。
    关于惠学和戴学
    惠栋与戴震，皆为乾隆间学术大师。就年辈而论，惠栋长戴震27岁；而据为学言，则惠、戴两家并非对立的学派，由惠学到戴学，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
    惠栋（1697-1758）是乾嘉学派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字定宇，号松崖，学者称小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祖周惕、父士奇，皆治《易》学，三世传经。他早年为诸生，随父宦居广东，以工于文词著称。乾隆初，僻居苏州，课徒自给。九年（1744年），乡试被黜，从此息意仕进，潜心治《易》。同年，承父志，撰《易汉学》7卷。后又续撰《周易述》。
    复原汉代《易》学，这是乾嘉学派登上学术舞台的标志。承清初黄宗羲、宗炎兄弟及毛奇龄、胡渭等人对宋儒《易》学的批判，惠栋于乾隆初率先而起，专注于汉儒《易》说的勾沉辑佚。除《易汉学》、《周易述》外，尚著有《周易本义辨证》、《易例》、《易大义》等。由《易》而《诗》、而《书》、而《春秋》，稽考所至，遍及九经。他倡言："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③虽然惠氏梳理汉代经学源流未尽实录，混淆了经学中的今、古文分野，但他的唯汉是尊，唯古是信，则在当时的学术舞台上第一次扬起了汉学之幡，成为乾嘉学派的开派宗师。诚如著名学者钱大昕评惠氏学风所云："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馀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④
    惠栋故世，戴震崛起。戴震（1723-1777）⑤，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早年家贫，随父"商贾东西，行营于外"⑥，南至江西南丰、福建邵武，北抵江苏南京。明清时代的徽州，民俗"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⑦。在这样的风气薰染之下，戴震自十八岁起，即在邵武执教私塾。后又师从名儒江永，颇知天文历算、典章制度。但于举业则甚隔膜，直至乾隆十六年始补为休宁县学生，时已29岁。3年后，避仇入京，广交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王昶、朱筠等新科进士，以谙熟天文数学、声韵训诂和古代礼制面"声重京师"⑧。尔后，科场屡屡失意，被迫寄人篱下，南北作幕。40岁举乡试，会试则久未如愿。乾隆三十八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戴震以举人特召进京。四十年，再应会试，依然落第。幸得清高宗恩准，特许与当年贡士"一体殿试"，获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两年后，即在书馆病逝，享年仅55岁。
    戴震首次见惠栋，在乾隆二十二年。当时，他由京中南旋，途经扬州，适逢惠栋作幕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二人遂得结为忘年之交。惠、戴间的这次会晤，对戴震的为学影响甚巨。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中，他对惠栋及其为学推崇备至，说："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求，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戴震并继承惠栋以训诂治经的传统，进而提出"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他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⑨
    在乾隆中叶的学术界，戴震之所以能与经学大师惠栋齐名，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他能融惠学为已有，而且还因为他进一步把惠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发展了惠学。戴震曾对惠栋学术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他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⑩乾隆三十四年，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所著《古经解勾沉》撰序，重申前说，指出：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11）
    可见，从惠学到戴学，有继承，也有发展。戴学继承惠学者，为训诂治经的传统。这一传统，导源于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2），至惠栋而门墙确立，戴震一脉相承，遂成乾嘉学派为学的不二法门。离开文字训诂，乾嘉学派将失去依托。故吴皖分野说虽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这就不尽合乎历史实际了。然而，戴学毕竟发展了惠学，它并不以诸经训诂自限，而只是以之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所以戴震由此出发，认为他的学说并不同于惠栋。对于这种不同之点，他归纳为："定宇求古，吾求是"。（13）倘若我们看不到惠、戴学术的这种不同，而是如同乾嘉学者王鸣盛那样，断言"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无是者"，（14）也是不妥当的。
    关于戴学的以训诂而求义理，戴震曾对其弟子段玉裁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15）因此，他不赞成以训诂、义理区分汉宋经学的倾向，认为："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16）戴震是将惠栋学说大为推进，致力于六经义理的阐发。由至迟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3篇， 中经乾隆三十一年扩充为《原善》3章，再于三十七年前后进行修订，相继增补为《孟子私淑录》、 《绪言》各3卷，尔后再集诸书精萃，删繁就简，区分类聚，积二十年的努力， 终于在他逝世前夕，完成其代表之作《孟子字义疏证》。
    以乾隆三十八年戴震的奉召入京，预修《四库全书》为标志，戴学发皇，大行于世。汉学得清廷优容，大张其军，如日中天。就连朝中显贵亦附庸风雅，"皆以博考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17）。朝野官绅，"竞尊汉儒之学，排击宋儒，几乎南北皆是矣"（18）。至此，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