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皖分野不足以赅括乾嘉学术
    惠栋、戴震之学，卓然自立，流风所被，遍于南北，确乎一代学术宗师。然而严格地说来，惠、戴二家并不能赅括整个乾嘉学派。譬如同样治经学，顾栋高、秦蕙田各以《春秋》、《周礼》名家，就非惠、戴所能比拟；同样治史学，全祖望、邵晋涵、钱大昕、章学诚，皆蹊径各异，亦非惠、戴所能拘囿；至于汪中，虽由章炳麟归诸吴派，但他与惠栋实无师承关系，其子学研究尤逾越惠、戴之学而雄视一时。此外，乾嘉诸儒臣，如朱筠、周永年、纪昀、陆锡熊、阮元等，博学多识，其为学亦不在惠、戴范围之中。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先生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将吴皖分野说明确化，但同时指出："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19）其实，以地域来区分学派，本身并不科学，与乾嘉学术发展的实际也不尽吻合，因此我们并不赞成它。梁任公先生认为当时才人辈出，不可简单归之于某一派别，是很中肯的意见。在这里，我们仅以章学诚和汪中为例，来做一些管窥蠡测。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乾隆三十一年，在京中与戴震初识。戴震的一席高论，使他受到极大震动，于是痛自反省，深感早先的"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20）然而，此后章学诚并没有向一时风气屈服。相反，由于文史素养的与时俱进，赋予他对考据学风积弊展开不妥协批评的勇气，他决意以自己的史学主张去辟除榛芜，开创新路。
    章学诚一经选定史学为正风气之道，便义无反顾，倾其全身心于《文史通义》的编撰。乾隆五十三年致函孙星衍，首次提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21）中经五十四年至五十七年间所写《经解》、《原道》、《史释》、《易教》及《方志立三书议》诸篇的系统阐释而深化；到嘉庆五年撰成《浙东学术篇》，彰明"史学所以经世"（22）的为学宗旨，完成了以"六经皆史"为核心的史学思想的建设。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受了王守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确然而无疑。此外刘知几的《史通》也是他的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他二十八岁始读《史通》，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经过痛苦的抉择，他终于确定取经刘知几的史学评论，专以探讨史学义例为业。尽管后来他曾声称："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23）但《史通》于他思想的影响，则随处可见。诸如把史籍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二家，强调史才、史学、史识与史德的统一，反对文人修史，主张详近略远、据事直书、学以经世等等，皆与《史通》一脉相承。至于"六经皆史"，作为《史通》总纲的《六家》篇，即把儒家经典《尚书》、《春秋》视为史籍编纂的两家，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称"六家"。无疑是章学诚史学思想的远源。其实，《文史通义》以《史通》为重要来源，早在其撰述之初，章学诚就曾直认不讳。在致友人严长明的信中，他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24）
    乾隆三十八年，章学诚与戴震再晤于浙东，因论史事及方志纂修主张不合而反目，戴氏故世，章氏又为文攻戴，皆见于《文史通义》中，文繁不录。足见，章学诚与戴震虽有往还，但其为学则独辟蹊径，另有渊源，既非戴学、更非惠学所能概括。
    乾隆中叶后的学术界中，除戴震、章学诚外还有汪中以其对先秦子学的创造性研究，领异立新，雄视一时，并与戴、章成三峰鼎峙之势。
    汪中（1744-1794）（25），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乾隆二十八年，应童子试，取得附学生员资格。此后，作幕四方，卖文为生，常年往来于大江南北、浙水东西。乾隆四十二年选为拔贡生，以怔忡之症而绝迹科场，专意于《述学》一书的撰写。后应聘校勘文宗、文澜二阁入藏《四库全书》，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杭州校书处。
    汪中之于先秦诸子，以荀、墨二家用力最勤。乾隆四十一年，他幕居南京，与安徽歙县著名学者程瑶田定交。从程氏处，他得知戴震学术大要，于是接踵戴震对荀子学说的表彰，治戴学而兼及《荀子》，再由荀及墨而终成子学名家。
    在我国学术史上，自儒学于西汉初取得独尊地位以来，同《荀子》相比，《墨子》的遭遇就更其不公。《荀子》之被视作异端，毕竟是宋代理学勃兴以后的事情，而《墨子》，则早在孟子的时代，即已与杨朱并斥，诋为"无父"，声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26）。由此，汉初，墨学已告衰微，迄于魏晋，几成绝学，宋明之世，孟子以"亚圣"高踞庙堂，他对墨学的诋斥，经程颐、朱熹表彰而成为儒家经典的构成部分。于是视墨学为异端邪说，众口一词，几成铁案。承清初诸儒对墨学的阐幽发覆，汪中以求实存真的批判精神，对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终于还原了先秦时代儒墨并称"显学"的历史真实。
    汪中的墨子研究，洋溢于其间的批判精神，如已故侯外庐教授所评："在当时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议论"（27）。而这种对儒学传统的叛逆性格，在当时严酷的封建文化专制之下，是不能见容于世的。因此，还在汪中生前，便遭到内阁学士翁方纲和章学诚的猛烈抨击。
    平心而论，章、汪学术，取径各异，未可轩轾。然而汪中的子学研究，能以反传统的批判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道人之所不能道，言人之所不敢言，这在当时不仅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更要具备过人的学术见识。章学诚攻其一点，不及其馀，竟统而訾之为"大体茫然"，显然是意气用事。章、汪二人的交恶，是乾嘉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前哲时贤多有理董。其实，他们之间的分歧，固然有个人恩怨，有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痼疾，但弄到"竟欲持刀抵舌锋"（28）的程度，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汪中的墨子研究，恰好透露了个中消息。质言之，一个要尽力维护封建名教，做虔诚的卫道士，一个则公然蔑视儒家经典，敢于向其挑战，这或许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汪中的子学研究，与王念孙、钱大昕、卢文弨、孙星衍、毕沅诸家，争奇斗妍，并时而鸣。璀璨若群星的众多学者，共同描绘了鼎盛一时的乾嘉学术画卷。他们互为师友，相得益彰，其间本无派别之可言。强分门户，或吴或皖，皆有违历史实际，我们何必去做那种自寻紊乱的事呢？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间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各别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兴许能够找到将乾嘉学派研究引向深入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