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与乾嘉学派的衰微
    嘉庆、道光之际，国家多故，世变日亟，清王朝已衰象毕露。时势在变，学风亦随之而变，今文经学若异军突起，汉学考据则渐失昔日之势而趋向偏枯。于是汉学中人对一味复古有所反省，扬州焦循力辨考据名学之非，指出："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此为甚。"（29）在所著《九经三传沿革例序》中，他还说："学者言经学则崇汉，言刻本则贵宋。余谓汉学不必不非，宋板不必不误。"（30）作为汉学营垒中人起而批评一已学派之弊短，说明一个学术转变的新时期已经来临。而焦循的为学最能反映当时学术风气的变迁，剖析其经学思想，当可收知人论世之效。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扬州人。嘉庆六年（1801年）举乡试，时已39岁，翌年入都会试，再遭落第。自此绝意仕进，以著述课徒终老乡里。其学博大通达，天文数学、经史艺文、音韵训诂、性理词章、地理方志、医药博物，广为涉足，无所不精。一生所著甚富，卷帙之积几近300 卷。其中，尤以《里堂学算记》、《易学三书》、《孟子正义》享盛名于学术界，一时有通儒之称。
    在中国古代，数学始终为经学附庸，经师而兼治数学，历代皆然。焦循继承传统，自乾隆五十二年起，从钻研梅文鼎遗著入手，会通中西，致力于传统数学成就的表彰。在迄于嘉庆六年的十馀年间，他先后精读我国古代数学名著刘徽注《九章算术》、李治著《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和秦九韶著《数学九章》等，参以戴震、钱大昕等人的著述，撰写了一批数学著作。所著《释弧》、《释轮》、《释椭》和《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后一并汇为《里堂学算记》刊行。
    在此同时，焦循还究心《三礼》，撰为《群经宫室图》上下31篇。他还将诠释《毛诗》旧稿六度改易，订为《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11卷。这两部著述同他的数学诸作一道，成为焦循步入乾嘉之际学术界的成名作品。如果说数学研究之所得，使焦循在人才如云的乾嘉学术界赢得了一席地位，那么他的《周易》研究，则使之卓然名家，一跃而跻身领先行列。
    清代的《周易》研究，经过清初诸《易》学大师对宋儒《易》学的批判，迄于乾隆初叶，惠栋撰《易汉学》、《周易述》，考明古义，表彰汉儒，已渐向复兴汉《易》一路走去。张惠言继起，专宗虞翻《易》说，推出《周易虞氏易》、《虞氏消息》诸书，孤家绝学，大明于世。究心汉《易》遂成一时《易》学主流。风气既成，"唯汉是求"声浪由《易》学推扩，迅速席卷整个经学研究和知识界。中国古代经学，由汉唐注疏演为宋明义理，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此过程是历史的进步，理当应予肯定。宋儒治经，固有武断臆解之失，但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整理和总结，实事求是地还儒家典籍以本来面目，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工作。而唯古是信，唯汉是求，专以儒家经典疏解的还原汉儒为务，则未免失之矫枉过正。
    有鉴于此，焦循对"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的倾向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乾嘉之际弥漫于学术界的汉学之风，"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31）。对于当时汉学诸家治经摒绝唐宋元明而专取汉儒的偏颇，他也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指出："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岂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噫，吾惑矣！"（32）焦循尤其不赞成以考据补苴来代替经学研究，他说："本朝经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朏明、阎潜丘，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33）以述清代经学源流而针砭一时学术积弊，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在乾嘉间学风转换之际，焦循之所以卓然自立者，还在于他能从学术实际出发，提出正确的治经方法。焦循认为，酿成盲目尊信汉儒经说积弊的症结，就在于学者的缺乏独立思考。因而他修正汉学家的治经方法，提出了"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的治经方法论。他说："经学之道，亦因乎时。汉初，值秦废书，儒者各持其师之学。守之既久，必会而通，故郑氏注经，多违旧说。有明三百年来，率以八股为业，汉儒旧说，束诸高阁。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馀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34）何谓"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用焦循的话来说，就是"博览众说而自得其性灵"；就是"自汉论汉，自宋论宋……，且自郑论郑，自朱论朱。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气血临之"（35）。一言以蔽之，即学求其是，贵在会通。
    焦循学求其是、贵在会通的经学思想，是对乾嘉汉学的一个批判性总结。它标志着汉学的鼎盛局面已经结束，以会通汉宋去开创新学风，正是历史的必然。
    面对自身学派的衰微，汉学中人亦不乏坚守壁垒者，其中最为用力的，便是焦循的同乡江藩。他于嘉庆末撰为《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扬汉抑宋，将汉宋学术判然两分。江氏稿成，龚自珍专就"汉学"一名致书商榷，认为："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36）在历陈十条质疑之后，他建议江藩改书名为《国朝经学师承记》。道光间，虽有封疆大吏若阮元等鼎力撑持，但汉学颓势已不可逆转。方东树乘间而起，推出《汉学商兑》。书中，于汉学诸儒大张挞伐，不惟毛奇龄、阎若璩、戴震、惠栋首当其中，且锋芒所向，由清初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而上，直刺明儒杨慎、焦竑，乃至宋儒黄震。至此，清代学术便在愈演愈烈的汉宋之争中翻过乾嘉学派的一页。龚自珍、魏源挺生其间，治今文经学而与经世思潮合流，从而开启了晚清学术风气之先声。
    注释：
    ①章炳麟：《訄书》十二，《清儒》。后经改订，题作《检论》，于戴震前加江永二字。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1）。
    ③惠栋：《松崖文抄》卷一，《九经古义述首》。
    ④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惠先生栋传》。
    ⑤戴震生于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公元1724年1月19日。
    ⑥⑦戴震：《戴震集》卷十二，《戴节妇家传》。
    ⑧纪昀：《考工记图序》，载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三十三岁条。
    ⑨⑩（16）戴震：《戴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11）戴震：《戴震集》卷十，《古经解勾沉序》。
    （1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
    （13）（14）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古经解勾沉序》。
    （15）段玉裁：《戴东原集序》，载《戴震集》卷首。
    （17）姚莹：《东溟文外集》卷一，《复黄又园书》。
    （18）袁枚：《随园诗话》卷二。
    （1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20）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21）章学诚：《文史通义》（遗书本）外篇三，《报孙渊如书》。
    （22）章学诚：《文史通义》（遗书本）内篇二，《浙东学术》。
    （23）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九，《家书二》。
    （24）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与严冬友侍读》。
    （25）汪中生于乾隆九年（1744年）十二月二十日，当公历1745年1月22日。
    （26）《孟子》卷六，《滕文公》下。
    （27）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8月版第471页。
    （28）洪亮吉：《卷施阁诗集》卷十五，《续怀人诗十二首·章进士学诚》。
    （29）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载《焦氏遗书》附录。
    （30）焦循：《雕菰楼集》卷十五，《九经三传沿革例序》。
    （31）（32）焦循：《雕菰楼集》卷七，《述难》四。
    （33）同上书卷十三，《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34）同上书卷十三，《与刘端临教谕书》。
    （35）焦循：《里堂家训》卷下。
    （36）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三，《与江子屏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