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委托，2001年12月21日上午，我们来到著名历史学家、兰州大学历史系赵俪生教授的寓所，对先生进行了专访。
    赵俪生教授，山东省安邱市人，1917年出生。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读书，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芦沟桥事变后，从事抗日游击战争，在晋南山西新军任政治指导员。后历任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出版有《史学新探》、《逻辑学教程》、《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与夫人高昭一合著）、《 中国土地制度史》、《寄陇居论文集》、《学海暮骋》、《顾亭林与王山史》、《日知 录导读》、《篱槿堂自叙》等专著，中篇小说《中条山的梦》，战地通讯《在王老婆山 上》、《任海龙》，发表论文200余篇及译品多种。先生自谓“余系旧家族之飘零子弟 。破落中养出来抗争与毅力。冲破数理、外语、创作、翻译等大关，最终落户在历史学 的阵地里。于哲学亦常染指。余自幼就不满贫富、贵贱差别很大的社会，故及早追随革 命道路。但碍于局限，一直不是核心人物，成为一个终生的革命同路人。于此无怨无悔 。”
    一
    赵先生，您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您的学术工作，则可以说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学史的一个缩影。我们想请您首先谈谈您的治学经历。
    关于治学经历，我考虑过一些时间，我认为自己这一生经历了六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我从事新文艺的10年，从14岁到24岁。这本来和史学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还要说进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10年间通过文艺创作特别是翻译工作，我锻炼了自己的“笔”，使我这支笔变得比较熟练，比较能够运用自如地传达自己的意向。所以这10年不是白过的。白寿彝先生曾一再强调史学论文要写得准确、生动，要有一点文采，我觉得这个看法很好。而我在这10年中间训练了我的笔头，使我后来写出来的史学论文不是干巴巴的东西，而是还有一些可阅读性，这和第一个段落的新文艺生活是有关联的 。
    第二个段落就是进入史学了，那是从24岁到31岁，差不多是7年的光景。有人说：“假如从事西洋文学的翻译工作，你也会成为一个比较可以的翻译家，为什么要转到历史上来呢？”我的回答是：我感到历史学更深刻。文学是在感情这些方面做文章，而历史则更能挖掘到人类深层次的一些东西。所以用通俗的话来说我就跳槽了。但是跳到历史学中来我也要有一些根据呀，那就是说我还有一点家学。我这个家学并不严重，不像有些江南学者那样祖孙三代家传，我没有那样的家庭。我只是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一点关于辞章的学问，读了一点古文，又读了一点唐诗宋词，如此而已。所以我早年在义理、考据、辞章这三种传统学问中间，仅仅在辞章方面受到一些影响。进入史学后，我首先选择了明清之际这个段落。我的这种选择是通过自己主观上很严肃的考虑的。因为我的国学基础比较薄弱，假如一开始就进入先秦的话，我知道自己没那个本事，所以选择了明清之际，也就是从万历到康熙这个段落作为我进入史学的第一个现场。我特别关注于明朝亡国后明朝的遗民起来反抗满清的所谓遗民抗清运动，把它作为我从事史学研究的第一个题目。经过几十年之后，我觉得我这个选择没有错。在这期间我研究了五个学者，就是黄梨洲、王船山、顾亭林、孙夏峰和颜习斋，读了许多他们的语录。通过这种研究，我接受了义理之学。但是，后来我对他们慢慢就冷下来了，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对所研究的这五个对象都不满意。黄梨洲早年是比较不错的，他是东林党的后裔，是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很有两下子的学者，他的《明儒学案》也确实写得好。但是到了晚年，他几乎变成了一个很迎合世情的人了。所以读到他晚年以后，我对黄梨洲很不满意，也就不再研究了。王船山这个人在我研究他的时候，国内把他捧得很高，说他既是唯物主义又是辩证法。是的，确实他的思想中有辩证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像蔡尚思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的那样，王船山的学术是很不平衡的，既有很唯物的，又有很唯心的，既有很辩证的，又有很形而上学的，既有很进步的，又有很反动的。蔡先生大胆地说了这些话，这样一来就好像给大人物脸上抹了灰似的，所以大家对蔡先生的那篇文章很不满意。而我认为蔡先生是说了真话，所以我对王船山的研究也冷淡了。再一个就是顾亭林，我研究了他一辈子，也曾答应给南京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写一部《顾炎武评传》，而且我也真正地把第一部分顾炎武的生平写了，8万字，自己觉得写的还不错。但是底下我写不下去了，原因就是顾炎武的一些思想很成问题。那就是说他主张削弱中央集权，这是对的，明朝末年的中央集权实在糟糕的很，应当削弱。但是，这个权力要归到地方上去，具体归谁呢？他主张给缙绅。缙绅就是地方官僚地主。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头就写了许多这种乡绅霸占妇女、抢占土地、杀人灭口的事情。蒲松龄对这个问题脑子里是很清楚的，然而我们的顾炎武先生却要把政权交给他们，还让他们培养接班人，搞世袭。这一点我思想上想不通。我认为这种思想是很反动的。可是我又不能在书里把顾炎武说成是反动的，这两个字我不能用。怎么办呢？只好不写了。我把这个情况写信给南京大学丛书的编辑，现在刚收到回信，说可以不写了，他们另请别人来写。好，这个事情就完了。再下来就是孙夏峰和颜习斋了，这两个人是北方的学者，他们的特点是没有南方人的思想那么尖端，思想水平比较低一点。但是正如嵇文甫先生所说，北方之学独自成一个系统，它和南方之学形成一个对照。所以研究孙夏峰和颜习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到最后我发现这两个人最终的哲学归宿是比较平庸的，没有做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所以对他们就慢慢冷淡了。我治学的第二个段落最后也就这样不了了之，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