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老来了，进入了第六个阶段，就是泛览群书的阶段。这个时候比年轻的时候在生理方面是衰退得多了，但在感受方面却比年轻的时候要丰富和深刻。就像熬稀饭一样，那个时候是刚熬进去，水是水，米粒是米粒。在经过几十年后，到了晚年，这个稀饭已经熬得很粘糊了，是喝着很好的一种稀饭。我晚年的感受就是这样，所以注意力也就很杂了，什么我都注意。“9·11”事件以后，我开始关注宗教问题。我注意到宗教中所具备的两个因素，一个是虔诚，这是正面的；第二个是愚昧，这是反面的。这两个因素在具体宗教中又是紧密结合着的，是既虔诚又愚昧的。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客观的人，就是要研究为什么在宗教中虔诚和愚昧那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的根源是什么？我们现代人就是要把它们分开，使虔诚是虔诚，愚昧是愚昧，作两档子事处理，也就是怎样把愚昧的部分抛弃掉而发扬它虔诚的那部分。现在我86岁了，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希望在临死以前对于宗教中的虔诚和愚昧之间的关系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以上就是我这一辈子的治学经历。
    二
    赵先生，早在1949年冬，您就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提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掌握与运用，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首要问题。以后，您又多次对史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生搬硬套进行批评。作为一位以理论修养见长的学者，请谈谈您对目前正在展开的关于唯物史观的讨论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看法。
    谈到唯物史观问题，我比较欣赏何兆武先生的观点。我并不认识何兆武先生，只是从《世纪学人》中知道他比我小四岁，原籍湖南而生长在北京，现在在清华大学，具体做什么工作，我不知道。他翻译过许多西方的历史哲学著作，因此对于西方的哲学和史学就比我们修养高。我开始是在《书屋》杂志上读到他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了他在西南联大受教育的过程，对他的老师如钱穆、雷海宗、陈寅恪、姚从吾、冯友兰、张奚若等都作了评论。他的这些老师也正是卢沟桥事变前我的老师，所以他说的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为什么佩服他呢，就是我在书中也批评过这些老师，现在我看到他又在批评这些老师，而他的批评比我的批评深刻。过去童书业说过，赵俪生这个人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服善。我觉得我确实是服善的。看了何兆武先生的文章后，我曾想冒昧地请他为我即将出版的六卷本的《文集》作序，后来觉得这件事有点唐突，所以没有执行。除了他对老师的批评之外，我还很佩服他对历史学的看法。他认为人是有两方面属性的，既是社会的人，也就是经济生活中的人，又是自然的人，有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他的主观，也有他的错误，总之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历史学既属于社会科学又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在英文里写作humanity，也就是人文主义。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他的经济规定性，而这个规定性是规定得比较严格了一点，这一点我有深刻的体会。过去我们跟着苏联老大哥走，任何事情都从阶级分析的认识出发。当然阶级是客观存在，虽孝子慈孙不能泯没，阶级分析法也是非常好的。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也叫《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中，马克思为阶级分析法做了辉煌的范例。记得我在二十五六岁读到这本书的英文版时，简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以后在研究中也一直都使用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直到“四人帮”“史学”泛滥时，我发现出了毛病，就是这个阶级分析法被“四人帮”领到了一条错误的路上，所以以后我们在使用阶级分析法时就谨慎了。我是说，阶级分析法是一个宝贝，一个法宝，一支利剑，但是在用它的时候可要小心，用不好就会成为一支魔剑。后来我又买到了何兆武先生的一本书叫《苇草集》，我把这部书全都读完了。我很喜欢他的文章，特别是读到他谈罗素的那篇，感觉收获很大，引起了我的许多反思来。比如我在解放以后写的许多文章里头都有这么一句话：“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才真正成为科学。”这个话到今天我还认为不错，但是也不一定多么确凿。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把人的经济属性这一方面说得很好，从这点看它是科学。但是关于人文这一方面他却说得较少，把人的能动性这一方面启发得不大，所以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局限性吧。
    最近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唯物史观和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讨论会，汪先生带回来的会议摘要我都看了。那么我就说说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现在有人提出来要变通一下马克思主义，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做，做不好就变成了修正主义。例如德国的哈贝马斯，他就立志要修改历史唯物主义，我看过他写的一本论文集，上面大讲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补充和修正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潭里去。
    对于现在的史学界，我看到报纸上登载着一些谈学术腐败的文章，说有些研究生不念书，千古文章一大抄，不但研究生抄，研究生的导师也抄，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乱抄一气。还有卖论文的，都标着价。看了这些我心里当然起很大反应。但是我又一想，这不是主导的一面。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不就完蛋了吗！不会的，我坚决相信不会的！我相信不只是在那些名牌大学里，甚至在那些省区的不出名的大学里，一些默默无闻的研究生和他们的导师说不定还都在那里培育着一些新的东西。我这样讲也是有根据的。我看到现在的《文史哲》和《齐鲁学刊》杂志办得越来越不错了，文章都很平实，有时候还有新见解。这些文章的作者很多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老师和学生，他们抓住一些小题目，规规矩矩地做了一些研究。这不是腐化，这是真的在干活计。我们这些干了一辈子的人的眼睛是比较清楚的，知道谁在搞腐败，谁在规规矩矩地干活计。所以根据我所看到的，觉得中国的历史学还是有前途的，余寄有厚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