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第三个段落，这是从河南大学到华北大学期间开展起来的。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接触到了理论的史学。记得当初我在河南大学和华北大学的资料室里都能找到一种很厚的刊物叫《读书杂志》，这个《读书杂志》的编辑叫王宜昌，有人说他是AB团，也有人说他是托派，我不管这些，把这个杂志一本一本地看下去，被它吸引进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去。到了华北大学后，我结识了何干之先生，当时我是第四部的研究员，何是第二部（社会科学部）的主任。他写过一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又写过一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恰好我们这个题目就对上了。何先生比我大十来岁，我们两人一直处在一种很好的友情之中，所以我这一辈子始终认为何干之先生是我的师友。在这个时候我做出了第三个阶段的一个选择，就是要治北朝史，这个选择我认为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对我这一辈子做历史学影响很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古历史的根基就在这里，我觉得这下子把中国历史的脊梁骨抓住了，有高屋建瓴的感觉。于是我就把《魏书》、《北齐书》、《 北周书》一卷一卷地做笔记，笔记做得很厚。做了笔记之后再初步总结起来，找出一些小题目做札记，然后在札记的基础上写论文。那就是说抄材料第一步，作短札记第二步，写长论文第三步。在这期间我随时拿我写的东西同何干之先生商量。记得那时在华北大学，傅作义的飞机天天来轰炸，我们一会儿做点笔记，一会儿跑出去进防空洞躲飞机，就是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我建立了北朝史的研究。后来我们“逃情况”逃到了邢台，邢台位于古代北齐邺都附近，所以这儿出土的北齐碑刻较多，有很多卖拓片的小铺子，我和王冶秋就经常到这些小铺子里去买拓片，拿实物史料和书本上“正史”里的文字相对照。这个期间，我第一次尝到了做历史学的一种味道，而且这个研究也引出了以后很多的子题，例如从鲜卑民族的研究一直到青海古代民族的研究，从北朝大族的研究到唐代的藩镇问题。这些题目都是由这条线领上来的。我自己能摸到这条线索而且还贯彻了一辈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第四个段落就是到山东大学了。我在山东大学待了7年，属于中国古代史教研组，主任是王仲荦。前3年主要以健全基础课为主，主要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教学 。“中国通史”我们分段进行，比如童书业讲先秦段，卢振华讲两汉段，王仲荦讲魏晋 南北朝隋唐段，华山讲宋金元段，我和黄云眉先生联合担任明史段落。这最初3年倒也 无所谓，到了1954年春天山大历史系要搞“专门化”课了，开设了中国土地制度史、中 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三门课。大家在会上决定由张维华先生担任中国 土地制度史，童书业先生担任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我担任中国农民战争史。于是我 与夫人高昭一两个人就合作搞农民战争史了。这些内容我后来在一些文章中提到过。比 较其它与我们同时搞农民战争史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摊子开的还是比较好的，规格立得 高，框架立得稳。为什么？这不能不说是归功于马克思主义，那时我们虽然很幼稚，也 很教条，但却是真诚地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出发来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可是这种研究后 来受到了两个阻力，一个是“哪里有妥协让步？只有反攻倒算。”这是最高指示，是不 能违反的。另一个是“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 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又是一个最高指示，又是不能违反的。这两个东西拿到农民战争 史研究中来，造成了许多矛盾和不协调，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了。之后我调入 兰州大学，就从农民战争史研究转到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上来了。在土地制度史范围内 我活动的时间比较长，有二十多年。这个时候我认真细致地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 著作，并结合着中国土地制度史来学习，记了许多笔记，到现在这些笔记我还十分珍爱 ，舍不得丢弃。通过学习，我自认为得到了马克思的一些精华。我发现当时学术界存在 着一些缺点，许多学者都把剥削从一开始到末尾都认作是同样残酷同样凶恶的。我不这 样看。我认为在开始的时候私有制的发展还是很软弱的，不是一上来就是很凶恶的，它 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是由幼稚阶段慢慢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在中国即便成熟到明清 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私有制也还很不完全，没有发展到欧洲资本主义那个水平。 记得小时候村里有我的一个本家叔叔，他吸鸦片烟，家里一贫如洗。最后只剩两亩地了 ，他想卖掉，外村外姓的人就出高价要买他的地。快要签署契约了，我们赵姓的家长们 在祠堂里开了会，告诉这个叔叔说你不能卖，即便要卖也只能卖给本村姓赵的人，不能 卖到赵姓以外。这是什么？这就是所有权受宗法的限制，从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就能知道 中国的私有制没有发展到近代欧洲的地步。马克思说的私有权从浅化状态向深化状态发 展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是看得很清楚的。我就拿这个观点写了我的《中国土地制度史 》一书，这本书得到了学术界的一些承认。这就是我的第三个和第四个段落，在这两个 段落中我搞了历史研究五朵金花中的两朵金花，从中锻炼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能 力，但也认识到这个工作里头有些教条和强词夺理的因素。
    第五个阶段，我停止了关于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而转向文化史研究。当时教育部指示兰州大学历史系举办了一个全国讲师助教进修班，我开设的一门课程就是“中国综合文化史”。这是我从先秦以后的历史伸手到先秦历史的一个过渡，从此以后我就开始研究先秦了。这个时候我的工作比较忙，我知道自己的底子不行，所以我得补自己的老底。就是我经常说的我要补《十三经》，其中我重点地补了《尚书》、《易经》、《诗经》、《礼记》和《周礼》。在这个基础上我进入了先秦的段落。在这个段落中我感到自己很愉快，就是那些东西都很有意思，对我来说这是开辟了一个新鲜的园地。那时我的一个女婿患了肝癌，到医院作CT，照片取来，一个一个的层面上满是癌点。这对我的刺激很大，但也引起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不能给先秦思想文化也做个CT吗？于是我就开始留心这方面的工作，在这里面我主要看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从今天看是看得很准的。就是我发现在孔子死后到孟子、庄子出台之前，中国有一个世纪，即公元前五世纪，这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时代，一些重要的文献如《道德经》、《易·系辞》和《礼记》中的一些重要篇章都是在这个时期成形的。现在出土了郭店竹简之后，证明这个见解是不错的，可见我还是有点先见之明的。这是我研究先秦的一点新看法，对此我在《学海暮骋》一书的序言中提到了。另外我在这段时期对《周易》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周易》这个核桃是很难砸的，所以直到现在我的《周易》研究还没结出果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