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犯罪应罚而无力缴纳者，或案情可疑者，可以“入誓”完结。“入誓”又称设誓，按 照一定仪式发誓言作出保证，经常是顶佛经入誓，带有神明裁判的色彩。在《理藩院则例》 中专列一卷“入誓”，关于案情可疑入誓的规定有：“凡案犯斩、绞、发遣以及应罚牲畜等 罪，如临时未经破案，事后或经官访出，或被人告发到案，案情确凿而本犯恃无赃证踪迹， 坚不承认，事涉疑似者，令其入誓。如肯入誓，仍令该管佐领等加具保结，令本犯入誓完结 。不肯入誓，即照访出、告发案情科罪。”同时还规定有“失去牲畜访有踪迹入誓”，“罪 罚牲畜无力完交入誓”等（《则例·入誓》）。
    这种入誓制度需建立在一种虔诚、朴素、中肯的心理素质上，这只能对淳朴老实忠厚的蒙 古 劳动牧民才使用。入誓作为司法制度非常适合广阔草原的社会生活情况，蒙古札萨克、管旗 章京、佐领等不可能为查证普通案情到处去缉捕、查赃。当然对入誓也有严格的限定，“必 实无赃证踪迹，无凭研讯，方准照此办理，其余不得滥引。”入誓也不是简单的轻信，往往 还要配合鞭责。如果说假话，“入誓后别经发觉”，“加等治以应得之罪”（《则例·入誓 》）。
    4.针对不同民族，清朝设置不同的行政司法组织，表现出了因族制宜以及民族隔离，民族 歧视的特点。
    清代，不少满洲人通过驻防、联烟等途径进入蒙古地区，而内地破产汉民“走西口”、“ 闯关东”进入蒙古地区“觅食求生”者为数更多。尤其是长城边外的内蒙古地区，逐步形成 满蒙汉民相错杂居的局面。与此相应，清朝设立三套地方行政系统，分别管辖满蒙汉民。根 据清朝地方行政与司法一体的特点，这些地区官员均有司法管辖及审判权，以归化城土默特 地区为例说明之。清初，归化城土默特地区被编为左、右二旗，以满人充任的归化城都统（ 后降为副都统）为最高行政长官，都统下设十二参领，专管蒙民事务。乾隆初年，在归化城 东建绥远城，设绥远城将军，为满人充任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同时也是最高执法官。统率 绥远城驻防的满八旗官兵，管理归化城土默特二旗及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各旗王公民众， 节制沿边道厅。康乾以后，清朝相继设置了归化城厅、萨拉齐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 清水河厅等抚民理事同知、通判，专管汉民事务。后厅上又增设“归绥兵备道”道台衙门， 道 、厅属山西布政使司（藩司）管辖。这些将军、都统、道台、参领、厅理事同知通判等大小官 员均有司法管辖权及审判权。凡是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命盗、偷窃、斗殴、赌博、户籍、婚姻 、田土、钱债、奸拐等案件都有权受理。只是因案发当事人民族不同，由不同的行政司法机 关审理。因而在同一辖区内，满人诉讼，由绥远城将军审理；蒙人诉讼，由都统和十二参 领听断；汉人诉讼，由道台、厅、抚民理事同知通判审理。若满汉人之间发生争讼，道台、 理事同知虽可受理，但无权对满人作出裁决，只将口供及审理意见转呈绥远城将军处理。若 蒙汉人之间发生争讼，由都统、参领或理藩院派出官员和道台、厅理事同知通判等长官一同 会审，道厅长官不得单独审理，并须将会审意见转呈绥远城将军。这在乾隆五年六月“归化 城都统为知照刑部移咨有关会审蒙民人律例事咨文绥远城建威将军”、“归化城都统衙门为 刑部已定会审蒙古盗案三例事咨文绥远城建威将军”等司法公文中可以窥见一斑。[4](P273 )
    5.注意协调蒙古律例与内地律例之间的关系，伴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逐渐出 现内地化倾向。关于蒙古地区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律条文的适用，《理藩院则例》中规定，凡 办理蒙古案件，如蒙古例所未备者，准照大清律办理。蒙古处分例无专条准咨取吏、兵、刑 等部则例比照引用，“体察蒙古情形定拟，毋庸会办”（《则例·审断》）。如果蒙古人伙同 汉人抢劫，则核其罪行，蒙古例重于大清律者，按蒙古例治罪，大清律重于蒙古例者，根据 大清律问罪（《则例·强劫》）。
    蒙古人、汉人在不同地区犯罪，在适用法律条文方面，清初与清中叶的规定也有所不同。 清初定，汉人在蒙古地区犯罪，依大清律办理，蒙古人在汉人辖区犯法，依蒙古例办理；但 在道光二十年(1840)又定，蒙古人在汉人辖区犯罪，照大清律办理；汉人在蒙古地区犯罪， 适用蒙古条例办理。[5]从这两条律文看出，清朝初期无论在内地还是在蒙古地区犯罪，汉 人一律依大清律，蒙古人依蒙古例，比较注重民族特点。而道光年间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汉人 犯罪，在内地一律依大清律，在蒙古地区一律依蒙古例，则侧重于地域特点。这种变化说明 ，随着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蒙古地区已是清朝版图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协 调法制关系方面，蒙古地区逐渐出现内地化倾向[6]，体现在刑事审判上，虽然仍保留着民 族特点，但是以地域的划分为主。
    关于案件的审判管辖，乾隆二十五年(1760)规定，蒙古罪犯就近会审。关于案件的审理期 限，《理藩院则例》中规定，若过期不会审，以致迟延会审，将其官员“照推诱例议处”； 会 审不依限审结的官员“照承审迟延例议处”（《则例·审断》）。关于案件承审不实，也分等 级作出相应的处罚规定。如果有受贿故意隐瞒罪情者，照大清律治罪（《则例·审断》）。以 上这些规定反映了清代乾隆朝以后，蒙古地区司法制度逐步有了内地化的倾向，表现出了因 时制宜的特点。
    清代蒙古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清朝统治者在保证国家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能够对 蒙古地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法律形式保证了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北部边疆呈 现安定局面。当然，清朝毕竟是封建王朝，从它的司法制度中也可以看出，民族歧视与阶级 压迫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原文参考文献：
    [1]大清会典（康熙、嘉庆朝）[Z].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C].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1988.
    [2]理藩院则例（光绪本）[Z].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3]魏源.圣武记（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杨振侠.土左旗旗志办存清朝满文法律文书资料档案[A].呼和浩特史料（第六集）[C].
    [5]大清会典事列（卷993，光绪朝）[Z].刊行本.
    [6]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