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特别批判了童谣研究中当时还存在的“五行志派”，即把童谣视为某些重大事 变的谶语先兆，认为当时的小儿语后来一一应验。他批评说，“在杜预注《左传》还不 妨这样说，现代童谣集的序文里便绝不应有”（注：周作人：《读<童谣大观>》，《歌 谣周刊》第10号（1923年3月18日）。）。实际上早在我们今天之前就有人知道，为了营造 某一事件必然发生的神秘气氛，人们往往有意创作并传播谣谚，如秦末陈胜起事时的“ 大楚兴，陈胜王”，或元末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等。《近世谣 谚》录元初童谣“塔儿红，北人来作主人翁。塔儿白，南人作主北人客”，被明人解释 为元朝和明朝建立的谣谶；又凤阳童谣“李树结王瓜，百里无人家”，被清末县志解释 为李自成起义的谣谶，应该都是后人的附会。在这里面，往往有文人借了民谣的形式进 行创作，达到迅速传播的目的，这与民众的生活创作便是不同的东西，尤应加以区别。
    类似这样的谣谶，虽然有文人创作的很大嫌疑，但因多匿名，而且在创作出来之后， 又为民间广泛传播，因此也可视为“舆论”（public opinion）。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多 与政治事件或人物有关，因此多在城市地区、甚至是在京畿地区流传。我们无法确切知 道这些谣谶影响事态发展进程的程度，但是一般材料都对其影响估计不低。谣之另义为 流言蜚语，其实就是未经证实的说法，今人以贬义说“造谣”，以中性词语说，即制造 舆论，做舆论准备。
    如果从所谓科学的角度去分析这类政治性的谣谶，自然会得出与周作人相同的结论， 但是把它们与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往往可以窥见当时的真实舆论和心态。如民初剪辫 子时出现的谣谚有：“宣统番烧，小秃儿要挨刀。”“宣统退位，家家都有和尚睡。” “大总统，瞎胡闹，一帮和尚没有庙。”前者是对剪辫者的愤怒，后两者是对剪辫者的 讥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证，强迫剪辫的确引起民间强烈反弹，只不过新政权并没有 采取清初“留发不留头”那样的过激手段，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支持剪辫，使 得这场风波并没有演成清初那样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不过问题在于后人的研究立场基本 上是对剪辫持认同的态度，而对清初剃发持否定的态度，使得价值判断具有强烈的民族 主义倾向，因此对清初的反剃发斗争着墨颇多，而对民初的反剪辫风波轻描淡写，即使 有所论及，也一般简单指斥为“愚昧”或者“保守”的表现（注：杨德瑞：《几首关于 政治的歌谣》，《歌谣周刊》第47号（1924年3月16日）；并见罗检秋《近代中国社会文 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卷第74页。），放弃了更加深入的、比如从民 俗学或者政治文化角度的分析。
    虽然在歌谣征集运动后期研究性文章有所增多，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还是当时学者的 主要工作，而且比较集中在民间歌谣和传说故事方面。董作宾围绕歌谣《看见她》撰写 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和顾颉刚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曾引起学界的轰 动（注：《歌谣周刊》第62号（1924年10月5日）、第69号（1924年11月23日）。），就在于 作者从某一主题的研究中提升出方法论的意义，前者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异文的相互比较 ，发现语音、文字、风俗等方面的差异，后者则通过梳理孟姜女故事的流传时序，找到 了他以后“层累地创造古史”理论的基础；前者可以说是空间意义上的，后者可以说是 时间意义上的。到20世纪20-30年代广州和杭州先后成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心时期， 研究从民间文学扩大到民间信仰、岁时节日和生活习俗诸领域，但就谣谚而言，由于人 们的注意力所在和材料本身特点的局限（如只言片语、分散等），没有人在这方面做出代 表性的成就。
    1946年，傅振伦曾在文章中呼吁加强谚语的搜集，他举例说，贵州有“三不”（不起早 ，不吃饱，不洗澡）；“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情，腰无三分铜”，于是 贵州的情况可知；又谚云：“唐塔宋寺，明庙清寺”，则历代营建概况可知，等等。因 此，“流行谚语，均应记录，其可考见一地方之特殊情形者，尤应广行征集，以考当地 之民俗”（注：《论民俗学之范围》，《艺风》第5期（1946年1月1日）。）。说明学者己 认识到研究谣谚的意义，在后来一些通史著作的部分章节里，也引用过诸如“直如弦， 死道边”或“举孝廉，不知书”之类谣谚，形象地说明某时代的社会风气，但一方面对 谣谚资料缺乏系统的搜集整理，另一方面由于视野的局限而缺乏研究的方法，我们至今 还未见到利用谣谚之类民众口头资料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实际上，如果我们有意探讨 前述公众舆论的问题，对这方面资料的利用和分析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三
    《近世谣谚》一书辑录的1400余首谣谚，大多是明代以降至近代的，其中许多都能引 出新想法、新课题。即如政治谣谚，是其中最多的一类，因为某种对政治的态度，最需 要舆论的传播，就像诗歌是表达个人情感的重要途径一样，谣谚乃是表达公共情感的最 佳方式之一。书中引清初宋荦《筠廊偶笔》等书记，一知县上任，在衙门前大书“三不 要”，以示清廉和勤政，即：“一不要钱，二不要官，三不要命。”但很快就被各加上 两字：“一不要钱，嫌少；二不要官，嫌小；三不要命，嫌老。”此种讽刺格式，一直 到今天仍在流传沿用。
    《近世谣谚》一书引梁章钜《归田琐记》记载，某县令强调，绝不能担任重要城市的 附郭县的知县（所谓附郭县即县治在府城，如宛平、大兴即为顺天府的附郭县），有俗谚 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其意是说 ，做知县不是一件好事，而做附郭县的县令则更糟，如果在省城（也是府城）做知县，就 是最糟糕的事了。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在同一座城市里，有许多比自己官阶大的 人，有自己的上司，处事不易；二是要受上司的差遣办差，常常不胜其扰。明万历时沈 榜编《宛署杂记》，说因为所处地位尴尬，连地方志都不敢轻易编写，所谓“宛平建县 以来二百年余，无人敢任记事之责，其中固有呐于心而惴于辞者耳”。他进一步说：“ 赤县事体多于望紧不同。上干宫禁，则有齿马之惧，吾不敢记也；下关貂珰，则有投鼠之忌，吾不必记也；外涉部府，则有越俎之嫌，吾不暇记也。”（注：沈榜 ：《宛署杂记》，北京出版社，1961年，第4、263-264页。）那就比省城的附郭县县令 更难做了。梁章钜说这条谣谚在宋荦的《筠廊偶笔》中就记载了，而且是他父亲宋权在 明末做县令时就知道的，因此历二百多年官场的情形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