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思考起来，这首谣谚应当不是出自民众之口，而是做官者的经验之谈。《近世谣 谚》引王夫之《读通鉴论》记，明崇祯时京城被围，兵部尚书王洽及李邦华等整顿军政 ，宦官极为不满，因此编造童谣说：“杀了王洽，鞑子容易杀；杀了李邦华，走破鞑子 靴。”童谣传到皇帝耳朵里，导致王洽被杀，李邦华被削夺官职。书中又引雍正《河南 通志》记，明末乡官张维世的家乡太康遭遇起义军进攻，当地人民没有抵抗的意思，于 是他私镌古砚，编造童谣，刻在砚上：“儿童拍手笑呵呵，闯贼死在太康坡。”将砚藏 在井里，等人们淘井时发现，以为谶语，便组织民壮，拼死抵抗。这些例子恰好说明， 虽然谣谚是民众口传文学的一种，许多谣谚反映了民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经验，谣谚的 形式也的确容易为普通民众记诵和传播，但并不等于所有谣谚都是民众的创作，以上这 些便清楚地说明了创作者的官绅身份。我们一方面可以将此理解为官绅利用了谣谚这种 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编造有利于自己的内容，并投放到民间去传播，从而说明谣谚的 民众性或通俗性；另一方面，谣谚作为民众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可以是一种共享的 文化，不必作为文化二元对立的某一方的代表，谣谚同样也可以是知识精英生活文化中 的一个部分。
    当然谣谚也多用来表现社会风貌，我们通过它们可以了解社会生活的许多细部。《近 世谣谚》引光绪《淳安县志》记，明万历时王国光做县令，遇有豪民杀人案，案犯送钱 来以求开释，被王国光斥责，说人命案虽未审理，但行贿这一条就已是非法的了，于是 判案犯有罪。此豪民的党羽于是编造谣谚，骂王国光虽然是清官，但断案却很糊涂：“ 丑妇贞，拙官清，穷吃素，老念经。”但是如果撇开上述具体情境，这个说法却道出了 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看法，而且不能仅仅从正面去看，还要从反面去看：妇女守节大 都不是因为某种理念的需求，而是由于相貌丑陋，漂亮女子往往不会守节；清官不是因 为他自己想清廉，而是因为他是笨蛋，聪明的官都去揽财，还不会让人发现；吃素的人 也不都是因为信佛，而是穷得没的吃；念经的人是因为老了怕死，而不是有什么信仰。 此谣谚传递的历史信息告诉我们，虽然这是一种比较绝对的过激之辞，不能涵盖一切事 实，但也绝不能过于相信表面现象，因为在表象的背后往往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动因。
    《近世谣谚》中又引一地方俗谚颇有意思，曰：“茌平、腰站，姑娘三万。”此“姑 娘”系指歌妓一类，数目“三万”当然是夸大之辞，但也表明此地之繁华。茌平、腰站 在山东西部，从南到北与运河山东段平行，是陆路德州经高唐到东平一线的必经之路； 从东到西则是从济南经东昌（今聊城）到河北大名的必经之路，因此为水陆要冲。但是这 个地方究竟有多繁华，其社会经济发育程度如何，为什么从事贱业或服务性行业的人口 众多，总而言之对明清时期这里的区域社会史，我们还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四
    中国的谣谚极其丰富，特别是保存在民众口头上的尤其多。对相当多的谣谚来说，我 们无法确切知道其产生的时代，即使是在某一个时候被记录下来的谣谚，我们也无法确 定那就是它产生的时间。《近世谣谚》多采录政治谣谚，如有关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 运动等，比较容易定时（timing），但此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为我们注重时间的历史学 家提供了有趣的难题。
    《近世谣谚》从地方志中采录的谣谚不多，原因可能在于它们往往不是政治性的或事 件性的，而是生活性的。以民国《晋县志料》（河北）为例，所收谣谚分天象、气候、家 庭、治家、生活、社会、风俗、卫生、阅历、耕种、栽种、收获、常识等许多类，有的 显然是从清代一直传下来的，如：“县三月，府半年，道里的官司不种田。”说的是狱 讼往往拖的时间很长，同时告诫人们不可轻讼。民国《张北县志》（河北）也记载了大量 谣谚，如“有钱不种无粮地，有钱不娶活人妻。”又如“挨上好邻家，又吃酒又戴花；挨上歹邻家，又打板子又扛枷。”讲述的多是生活经验。光绪《宁远县志》（湖南）记录 了大量主张息讼的谣谚，如：“饿死莫做贼，气死莫告状”；“告人一状，三十六冤” ；“告官讨钱，水里捞盐”；“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等等，反映了民众对法制 保障公平的保留态度。从民国《续修盐城县志》（江苏）中可以看出，我们今天耳熟能详 的许多谣谚，都流传了千百年，如“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见之庄绰《鸡肋编》；“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见之《谈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见之《夷坚志 》，等等。以上这些显然都是生活史的史料。
    不过地方志中也不乏具有故事背景的谣谚，可以成为事件史、特别是地方史研究的史 料。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引《留青日札》谣谚：“李树生黄瓜，千里无人。”记述当 地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李树生黄瓜，后即有倭寇之乱。又引《水利本末》谣谚：“王 外郎，筑海塘，不要钱，呷粥汤。”记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王仲远筑海堤事。光绪《黄 岩县志》则记有“洋山青，出海精”之谣，说的是当地洋山山顶寸草不生，有草则海滨 不宁。据说元末方国珍出生于此，当时洋山之草青了。清乾隆初年，当地有士绅王鸣旦 常赈济饥民，于是又有童谣说：“没有粥，只吃汤；没有米，只吃糠。弗要慌，弗要忙 ，肚顑到西王。”（注：以上各例皆参见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 料汇编》华北、中南、华东等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1991、1995年）。）
    除地方志外，还有大量谣谚活在民众的口中。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国家民委、中 国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启动了编纂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套集成的工程，全 国以县为单位，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采录工作，获得了许多生动的民间谣谚，其中不少已 流传多年，从中可以发现民众心态史的轨迹。
    谣谚基本上是一种民间的文学形式，它采用的是口语，而非书面语，但创作和传播它 的却不仅是普通民众，还有许多知识精英。我们可以看到，由知识精英创作并传播的谣 谚，往往具有特定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背后也有某个故事，是刻意制造的；而由民众创 作并传播的谣谚，往往是一般生活经验的总结，是泛泛地针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是 比较随意表达的。因此，这种可以共享的文化形式，在内容上出现了分离。这当然是由 他们的创作目的和面临的生存境遇所决定的：民众面对的是生计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和 与官府打交道的问题等，也即日常生活问题；而知识精英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政治的、文 化的欲求。但是它们的功能却又是统一的，无论如何谣谚都成为一种引导公共舆论，制 造流行观念，传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共用工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复杂性 ，可以看出社会-文化分层既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又是一个需要超越的概念。
    其实，谣谚对于知识精英来说更多的只是工具的意义，在制造和传播谣谚的时候，他 们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们还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书面文献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而对普 通民众来说，他们把传承生活经验的功能赋予它，然后把表达其他思想，如他们对历史 的记忆、对特定人物、事件、现象的看法，赋予了史诗、传说、故事、歌谣，因为那几 乎是他们惟一的表述工具。不仅如此，谣谚及其创作和流传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