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了财产私有制的起源问题之后，韦伯进一步讨论了罗马国有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他 认为，随着罗马对外征服导致的国有土地的急剧增加，引起了争夺土地的社会斗争，“党派 斗 争的目标就在于国有土地”。（注：约翰·洛夫：《马克斯·韦伯与古代资本主义》，第153页。）早期的殖民地土地安排主要采取将国有土地出租给个人，由 个人缴纳一定比例的实物税的办法来补充国家收入。随着迦太基征服后国有土地的扩大，政 府实行了新的土地政策，将原来可自由进入的公地（ager compascua）纳入国有土地的类别中 ，授权特定的庄园进行耕作。韦伯认为，这项安排明显有利于贵族大土地所有者而不利于独 立小农。另一项发展是贵族通过把税收转嫁给殖民地的上贡来逃避税收，并且由于他们本身 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密切联系，通常能免于被告发的危险。韦伯指出，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开 放，表面上“可能确立起面向所有公民的无限制自由耕种和占地的平等权利，……但这种 自由竞争只会对贵族和平民中的大资本家有利，贫穷农民则被排除在外。事实上，出现了土 地史上最无限制的资本主义扩张”。（注：约翰·洛夫：《马克斯·韦伯与古代资本主义》，第155页。）
    从韦伯对土地私有制的起源和国有土地私有化的历史分析中，可以看出韦伯在许多重要观 点上接受了他的导师蒙森的看法，例如早期存在的氏族土地公有制以及私有财产的确立对瓦 解土地集体所有的决定性作用等。另一方面，梅森的强调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斗争的观点在 韦伯对国有土地私有化的论点中有直接的反应，相对于尼布尔强调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区 别 ，韦伯似乎更加关注于国有土地被贵族大土地所有者侵占（名义上可能仍是国有地）对罗马经 济和社会结构造成的冲击。
    如果说韦伯在他的讲师资格论文中主要探讨了罗马土地制度问题的话，在1896年所作的题 为《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讲座和一年之后发表的长篇著作《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 况》中，韦伯将他的视野扩展到古代文明的整个经济生活中，探讨古代经济的特殊性问题， 或者说古代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何以被抑制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问题。
    尽管《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一文试图处理相对孤立的问题，但韦伯显然希望把他的 研究视角扩展到“对整个古代文明的社会经济结构作全景式的考察”，（注：约翰·洛夫：《马克斯·韦伯与古代资本主义》，第157页。）他认为，古代文明 的衰落的关键必须从它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寻找答案。他反复强调，这种衰落“并非由 外部因素所造成”（注：马克斯·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第389页。），而是“一个古代文明的内在解体”。（注：马克斯·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第391页。）他在最后不无感叹地说：“一 个伟大的文明眼看就要达其至善至美的境地，却因失去了它的经济基础而枯萎”。（注：马克斯·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第410页。）
    韦伯的分析建立在城市——乡村的两元对立上。他认为，古代文明基本上是一种“城市文 明”，城市文明的衰落又是由与城市密切相关的市场经济因素的衰落所决定的。韦伯首先考 察了市场经济在古代的发展状况。古代城邦自给自足（autarky）的特性使市场往往以本城邦 为中心，“任何从外部的进口都无必要”，国际贸易虽然广泛存在并且过多地受到史家的关 注，实际上其规模却微不足道。（注：韦伯在这里引人注意地批评了古代史研究中偏重于商业性城邦，从而夸大市场经济覆盖 面的状况。）古代的劳动组织方式以非自由劳动为主，这也制约了市场 经 济的自由发展，使得古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奴隶制庄园经济的基础上，因为“只有 奴隶经营者才能在满足自己需求后为市场生产”，“奴隶劳动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 ” 。（注：马克斯·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第393，395页。）由于以上诸方面的原因，“交换经济在古代就像是某种上层建筑，在它之下的下层建筑 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自然经济”。（注：马克斯·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第394页。）
    既然奴隶制庄园成为古代最活跃的市场因素，那么，它在向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道路上又 有 哪些障碍呢？尽管地产一向是最基本的财富形式，但大部分地主并非以经营企业的方式管理 地产的。他们关心的并非为市场生产以获取利润，而是他们的地租。谷物生产本来有希望开 辟一个大宗消费品市场，但由于象罗马这样的大城市的谷物供应都由国家机构垄断经营，不 向私人企业开放，导致潜在的市场需求受到抑制。奴隶制庄园为市场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那些 高价产品，只能维持一个狭小而贵族化的市场。（注：马克斯·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第396—397页。）即使是这些庄园经济中微弱的市场因素也 未能发展起来，而且还由于庄园内部的结构性变化无法维持下去，首先，奴隶生产方式的改 变（奴隶贸易的萎缩导致奴隶人数的下降）使庄园不再为市场生产。第二，拓殖农的社会地位 也受到奴隶来源的影响而日益“农奴化”，进一步增强了庄园的自给自足性。第三，罗马公 共行政制度的改变导致庄园和地主政治地位的上升，促使庄园和城市进一步脱离。（注：马克斯·韦伯：《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状况》，第396—404页。）
    韦伯认为，奴隶制庄园的自给自足化是导致古代市场经济和城市衰落以至整个古代文明衰 落的根本原因。1896年的弗莱堡讲座明显受到早些时候的布歇——梅耶争论的影响。在“原 始主义派”与“现代派”这两种解释模式之间，韦伯试图寻求妥协。这种努力造成韦伯演说 的内在紧张。他一方面赞同布歇对庄园的强调，在该文中韦伯详细论证了庄园自给自足趋势 的强化妨碍其向资本主义企业转型。另一方面，韦伯和梅耶一样，强调贸易、赢利和货币因 素在古代世界的重要性，甚至把它们看作是古代文明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韦伯在弗莱堡讲 座中的折衷主义解释，说明他既不接受布歇对贸易和赢利的存在视而不见，也不同意梅耶 走向另一极端的现代主义解释。问题于是集中到古代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独特性。这也正是韦 伯在《古代文明的农业社会疚况》一书中着重讨论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