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史坛可谓学派林立、异彩纷呈。(注:可参见侯云灏《20世纪前期 中国史学流派略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禹贡派和食货派是活跃于30 年代的两个史学流派,禹贡派以顾颉刚为首,致力于地理沿革、边疆史地及民族演进史 的研究;食货派则在陶希圣的带领下,从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们各自创办了专门性 的学术刊物--《禹贡》半月刊和《食货》半月刊,并因此而得名“禹贡派”、“食货 派”。对于这两个学派的评价,禹贡派是进步的、爱国的,这一点似乎毫无疑议,而食 货派则经历了由完全否定到逐渐肯定的曲折(注:新中国建立之初,人们重在批判其反 动的政治立场,讳言其学术成就。80年代初,有人撰文肯定《食货》半月刊的积极作用 ,但仍然批判食货学派打着唯物史观的属于实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刘茂林《<食货>之 今昔》,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近来,人们开始用学术与政治分离的眼 光,重新审视《食货》半月刊和食货学派,对其在学术上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其 中,李源涛:《20世纪30年代的食货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河北学刊》2001年 第5期)一文,从经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社会经济史专题研究的开拓两个方面,论证了食 货学派“从理论和实践上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创建提供了诸多研究成果,作出了某 些奠基性的贡献”。陈峰:《<食货>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从创 办思路、研究路向以及跨学科研究三个方面肯定了《食货》半月刊的唯物史观取向。) 。由于长期以来对食货派的基本否定,我们讳言禹贡派这样一个进步的、爱国的学术团 体和它有丝毫的牵连,于是我们因为不愿发现而不去发现历史的真实面貌。今天,重新 翻拣那些尘封的历史时,笔者于不经意间发现,作为同时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两支学术力 量,禹贡派和食货派竟然有着密切的学术关联。这一认识是把查阅原始材料过程中发现 的诸多微小细节串联起来得出的,草成此文予以阐述,偏颇之处恳请专家指正。 一 《禹贡》半月刊1934年3月创刊,1937年因“七七事变”爆发而停刊,共出版了7卷82 期。《食货》半月刊创办于1934年12月,也于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了5卷(每卷12期) 零1期,发表了包括150多位作者的345篇文章(注:陶希圣:《<食货>复刊词》,载《食 货》月刊1971年第1期。)。《食货》半月刊和《禹贡》半月刊的同年创刊并非巧合,《 食货》半月刊是在顾颉刚的直接启发和倡议下创办的。 《食货》半月刊的创办直接缘于社会史论战。为解决现实问题、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 和前途而引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1934年已基本落下帷幕,成果不容抹杀。但同时,因 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尚处于探索时期,难免产生公式主义、空谈理论、玩弄 词句一类的问题,所以论战的缺陷也是有目共睹的。作为论战参与者的陶希圣对此深有 感触:“中国社会史论战只产生了一些论文,一口吞尽长江水。江水的具体流行,很少 人详加研究”(注:“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宣传启事”,载《食货》半月刊第2 卷第7期39页。)。为了“矫正那种公式主义的流弊”(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0页。),他创办了《食货》半月刊,积极倡导以史 料搜求为首要任务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向。《食货》的创刊虽然直接缘于社会史论战, 但是陶希圣选择创办专门性学术刊物、发起学会这种组织形式来推进中国经济史研究, 确是受到了顾颉刚创办《禹贡》、组织禹贡学会的启发。对此,顾颉刚有明白的表述: 自本会发行半月刊,搜集中国民族演进史及地理沿革史之材料,并讨论其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史者陶希圣先生视此为有效之方法,亦发起食货学会,刊行《食货》半月刊, 搜集经济史料而讨论之。(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载《禹贡》半月刊4卷10期。 ) 当时的学人也看出了顾颉刚创办《禹贡》对《食货》乃至整个学术界的重要影响,王 毓铨在写给顾颉刚的信中说道: 先生过去对学术界的贡献不必说了,即此《禹贡》而论,也足以令人钦佩不止!我固不 能把因时代的推演而促成的史学研究之猛进,推到先生一人的力量上去,但先生所领导 的《禹贡》集体研究工作,却不能不视为推进研究工作之有力的杠杆。试看《禹贡》出 了不久,接着就出现了《食货》,并且最近还有什么《史学月报》要发刊。凡此都是组 织史学研究者之最好的形式,促进研究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但推原其本,能不说是自 《禹贡》始?(注:《禹贡》半月刊4卷10期“通讯一束”之47“王毓铨来信”。) 诚如王氏所言,创办专门性学术期刊、发起组织学会这些近代学术发展的产物,都是 组织史学工作者,使之进行分工合作、探讨交流,充分利用及合理配置人力物力资源的 最好形式和有力工具。顾颉刚以敏锐的眼光和卓越的识见,常能开史界风气之先,《禹 贡》的创办和禹贡学会的成立再一次引导了中国史坛集体致力于一专门领域研究的潮流 ,而《食货》即是这一潮流的追随者。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张春树,把《禹贡》半 月刊、《食货》半月刊与1926年6月开始发行的论文集型的学刊《古史辨》、1927年11 月开始刊印的《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10月刊行的《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一同视为对新史学的发展起了关键性推动作用的学术期 刊。张春树将它们对史学的贡献概括为四点:第一,扩大国史研究之领域与资料之范围 ;第二,开拓历史解释之架构与范畴;第三,加深史学分析之角度与幅度;第四,养成 众多之具高度史才、史学、史识并多具科学分析方法之青年史学家。总其成果,便是“ 引导中国之史学研究进入以境域,为近代中国史学标界立基。”(注:张春树:《民国 史学与新宋学--纪念邓恭三先生并重温其史学》,载《国学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在张春树高度评价的几种刊物中,就有两种为顾颉刚所创办 ,可见顾氏对中国现代史学的重要作用。陶希圣正是看到了《禹贡》半月刊及禹贡学会 的成绩和影响,萌生了用同样的方法组织和开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想法,事实证明了陶 氏此举的正确和顾氏所创方法的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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