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南宋最为广博的一个学者，不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经学、史学、文学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这样和那样的贡献。朱熹虽然不能像王安石一样代表先进思想而成为一代学术的代表者，但就博学而论，可以作为南宋一代的翘楚。
    朱熹之与史学，论述不能算少，但值得探讨的问题依然甚多。这篇短文仅提出如下三点，即：朱熹对史学持有贬抑态度；朱熹视史学为经学的附庸；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有其独到的见解，值得重视。下面对这三点分别予以论述，以供研究朱熹史学的参考。
    一、朱熹对史学的贬抑
    我国古代史学源远流长，来自殷周之世的巫史文化，是最早的官学。而所谓的六经亦即儒经是由殷周时代的史官编纂而成，可以说是巫史文化的产物。博学如朱熹者，却数典忘祖，对史学采取了贬抑态度。朱熹之所以对史学采取贬抑态度，则是程系理学与浙东事功派在思想领域里对立的一个结果。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理学，在北宋时期是民间的无甚影响的小学派。可是，经过南宋初年四十多年的发展，到乾道、淳熙之际（1173-1174）却成为学术上的暴发户，跃居为占主导地位的显学。陈亮在《钱叔因墓碣铭》一文中记述道：
    绍兴辛巳、壬午之间（绍兴31至绍兴32年），余以极论兵事，为一时名公巨臣之所许，而反授以《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亦渐开矣。不四五年，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若余非不愿附，而第其品级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讲，而不敢怨。①
    这段文字突出反映了朱熹在乾道淳熙年间道家三家鼎立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在“齿 牙所至，嘘枯吹生”诸句之后，朱熹派道学以其咄咄逼人之势，使天下学士大夫唯朱熹之马首是瞻，即使“心诚不乐”，也要“阳相应和”。
    在朱熹派理学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它身旁又突兀而起的是浙东事功派。这个学派，入经出史，面向实际，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疏无用的道德性命之学亦即理学。金华吕祖谦、永嘉郑伯罴，是从理学转向事功之学的过渡人物，薛季宣、陈亮、陈傅良、叶适则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在史学上都有自己独到的探索，对道学都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判。其中的陈亮，则同朱熹短兵相接，在“王霸义利之辨”中，以其锋利的言词，直指朱熹要害，迫使朱熹支吾其词，难以对答！浙东事功之学同朱熹系理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朱熹出自于维护道学的立场，必然要反对浙东事功派，而浙东事功派以史学为其看家的学问，朱熹就以史学为靶子而给以不遗余力的压抑。
    朱熹对史学的压抑，首先是抬高经学的地位，他认为：“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诸史”②。并根据以经为本、先经后史的原则对吕祖谦、陈亮等进行了抨击：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著眼。
    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
    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诗·小序》是他看不破。
    伯恭说义理，太多伤巧，未免杜撰。
    陈同父（陈亮）纵横之才，……今来伯恭门人亦有为同父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③
    叶正则（叶适）说话，只是杜撰。看他《进卷》，可见大略。
    叶正则作文论事，全不知些著实利害，只虚论。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无不遭到朱熹的抨击，其中陈亮被朱熹视作“在利欲胶漆盆中”，是由于陈亮讲功利讲得最多。
    朱熹不仅“以经为本”、“先经后史”贬抑史学，更加严重的是，朱熹甚至彻底抹杀史学的功能：
    问东莱之学。……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朱熹]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④
    先生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直卿言：“ 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⑤
    由于朱熹贬抑史学、无视抹杀史学的功能，因而在其后的理学门徒中成批地出现冬烘无知之辈，与此有着不可分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