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司马光“述作之本意”，朱熹说“非区区所敢及”，这是故作谦让之词。实际上，在华夷之防、正统之辩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朱熹并不赞同司马光的看法，而予以改正，如贬抑曹魏、而以蜀汉为正统，贬抑元魏而以偏安一隅的东晋为正统。朱熹的这部《纲目》是以正名分、齐人伦为其旨归，因而后人认为朱熹的《纲目》是继孔夫子的《春秋》的一部著作。南宋末年的王柏在《凡例后语》中说：
    朱子推矩之道，寓权衡之笔。……而大经大法所以扶天伦，遏人欲，修百王 之轨度，为万世之准绳。……纲目义例益精密，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
    根据上面论述，王柏给《纲目》作出如下的结论：“开历古之群蒙，极经世之大用， 谓之《续春秋》亦何愧焉。”（11）
    元代的揭傒斯在《通鉴纲目书法序》上把朱熹的《纲目》与孔子《春秋》并列， 称：
    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
    接着，作者引证朱熹纠正司马光有关曹魏元魏的做法并加以称颂：
    曹氏亲受汉禅，威加中国，卒不能夺诸葛孔明汉贼之分；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易焉者。
    据此可见，揭傒斯也把朱熹的《纲目》看作是“继《春秋》而作”的（12）。
    由于朱熹把《通鉴纲目》作为他的理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来宣扬伦理纲常、维护封建秩序，适应了元明清时期的社会需要，它也就受到这一时期封建士大夫的关注，并因此获得康熙帝“御批”的“殊荣”而列诸《四库全书》中。
    三、朱熹论历史人物
    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社会的人采取什么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自身存在并得到不断地发展。我国古代史学自其形成之日起即抓住历史的这一根本问题，从而使其成为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伟大的司马迁以其独具的形象思想和理论思维，探索了人类活动的诸多方面，从而把古代史学推向一个新的顶峰。两汉乡选里举，人物品藻之风炽盛，东汉后期以来的以人物为主的地方史如《先贤志》、《耆旧传》之类如雨后春笋地成长起来。同时在玄言之风的滋润之下，人物刻划别具一格。可惜的是，缺乏寓有深厚佛道哲理素养如刘彦和之流的史家为之总结，遂使一代风采为之沦落。宋代是我国古代史学又一高潮，风物之盛远逾汉唐，在涌现许多史学名著如《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同时，私家记载（包括文集、小说笔记等）真可谓之“林林总总”，为各种人物储备了丰富的素材。其中朱熹的著述，值得在这里提出。
    朱熹著作甚多，除去《言行录》等编辑之外，如他的文集和《朱子语类》，涵盖了许多人物，主要是北宋一代和南宋初的人物的事迹，可以说是研究当时的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当然，朱熹有其非常浓重的偏见，应当加以注意。如对熙丰、元祐 时期的党争，朱熹跟在宋高宗的后面，是元祐而非熙丰，亦即“尊马抑王”、 尊司马光贬王安石。可是在评论变法的是非时，朱熹对王安石变法在总体上是予以抽象 的否定的，在具体问题上如对青苗、免役、保甲等法，则是加以肯定的；对司马光虽然 颂扬再三，但批评元祐“因循”，实际上是守旧，称“元祐诸贤是关闭 着门说道理底”。朱熹的这些话难道不令人深省吗？有关对宋以前人物的论述也值得重 视。上述这些是就资料的意义而言的。
    在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朱熹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当然，要去掉他的偏见，特别是要去掉他的那一套酸腐的道学说教。如果是这样，朱熹之论人论事，不仅能够曲尽情致，而且鞭辟入里，抉发其内在的实质。
    朱熹曾说：“今人所以事事做不好者，缘不识之故。”（13）至于如何从不识到识，朱 熹所论未必或是，可以不论。从不识到识，亦即获得真知灼见。有了真知灼见即“识” ，也就能够论人论事。朱熹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论述，做到了这一点。
    例如对陶渊明的论述。朱熹称：“[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朱熹对陶诗的评论是深刻的，贴近陶诗的。但朱熹又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14）鲁迅曾说《咏荆轲》是金刚怒目式的诗篇；陈寅恪先生对陶渊明的思想演变作了深刻的论述。生活在八百多年前的朱熹，如果不认真比较《咏荆轲》与其他诗篇的差异，不从陶渊明家世（晋陶侃之后），以及陶渊明个人经历和环境考察，又怎么能够得出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看法？
    又一个例证是朱熹对韩琦、富弼从庆历到熙宁生平的评论。